李津逵：治理体系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

　　此次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是对近年来农村改革的一个整合，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比如：

　　第一，《方案》再次提出“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这是非常好的进步；改革开放取消人民公社，村民自治权被放到行政村也就是原来的大队，这本是不合情理的做法——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行政村，数千人口，方圆可能10平方公里，再加上近年来的合村并点，已非熟人社会，怎么可能形成自治组织呢？2014年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提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可试点建村委会，搞村民自治”，2015年１号文件再次提出，说明对于村民自治抱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第二，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列入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在我看来，这一改革应该放在重中之重，因为国家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核心问题，也是十八大提出的深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第三，《方案》中提到了“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差异太大了，允许“差异性、过渡性”，就是说不必按文件指示一刀切，允许尝试，可以先走半步、再走半步，把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

　　第四，“依托土地等及集体资产所有权关系和乡村传统社会治理资源”这一提法也很值得深究。“乡村传统社会治理资源”是什么？就是家族、宗族。这是实实在在的乡村传统，这种传统在华南的闽粤地区保存得比华中华北都要好，改革开放、工业化、城市化中这些地方借助传统将集体土地整合起来开发利用，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经过市场的洗礼，他们中产生了一群新的带头人，2015年的１号文件讲的“新乡贤”就是这些人。

　　当然，《方案》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

　　第一，没有把治理体系改革放在农村改革的核心。我认同张英洪博士的观点，“三农问题”的核心不是农民收入问题，也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民的权利问题，而农民的政治权利首先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权利，这就是《方案》所说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问题；

　　第二，不需要在乡村过分强调法治。乡村是熟人社会，法律仅仅是底线，乡村有“无需法律的秩序”，是道德在约束。在乡村失德的风险非常高——爷爷做的善事或恶事，子孙后代都会记得；生人社会才需要强调法治。

　　第三，《方案》没有提到怎样为村支两委减负。据我在湖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了解，村支两委用于落实上级各种各样的任务、检查、考核、评比要占去少则70%、多则90%的精力。不给他们减负，如何走群众路线？如果他们与村民中的各种意见领袖缺少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就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