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再次成为了新闻主角，但这次不是与性侵、少年犯罪之类的情节捆绑呈现。据新华社报道，贵州省近日印发工作实施意见，将政策辐射对象瞄准了“留守儿童”，要求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全力控制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增量，并逐年减少该群体存量，每县每年减少人数不低于10%。

　　在很多人看来，该意见不乏秉持“问题导向”亡羊补牢的意味：说起留守儿童，不少人脑海中加载的悲剧事发地，会惯性地锁定“贵州毕节”——2012年11月5名男童冻死垃圾箱；2014年5月7名女童被曝出遭老师猥亵强奸；今年4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都发生在毕节。在此情境下，作为留守儿童基数庞大（据官方数据，2013年贵州农村留守儿童约240万人）的劳务输出大省，贵州祭出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的“硬举措”，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

　　对公众而言，这一省级层面出台的意见中，或许最为醒目的，是当地自上而下下发的量化指标：每县每年减少人数至少一成。这让“减存量”的宏大目标有了细分阶段性要求，也尤显公共治理决心。

　　在这实现难度不小的目标下，当地还采取了不少务实举措：比如，明确了“家庭—学校—政府”的责任划分，要求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学校管教责任、党委领导和政府救助兜底责任；明确优先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场租补贴、创业补贴等支持；加强“希望童园”“四点半学校”等阵地建设。这些颇具对症施治的政策善意。

　　针对留守儿童问题，此前有专家开出方子：要扶持基层的儿童托管机构，类似于社区照护系统；增加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就近务工；建立留守儿童动态管理风险评估机制等。而贵州的许多做法，就顺延了这些思路。

　　但也得看到，贵州省要实现“每县每年减少人数不低于10%”，也会面临不可控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发展地域不平衡对人口流动的牵引效应。而这短期内很难改变，即便当地鼓励就近就业，也无法改变大量人口流出的格局。所以说，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显然不只是孩子家乡的事，劳动力流入地也要承担相应责任，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随迁子女“落地”创造条件，也要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监测体系，至于对其保障涉及的经费，由各级财政合理分担。

　　当然，眼下很多大城市公共资源承载力也跟不上，比如由地方财政保障的义务教育资源。基于此，有人大代表曾建言，应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并实现保障经费“费随人走”，为让适龄儿童能在城市里接受义务教育，当建立以省级财政统筹为主、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新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那些贫困地区拿到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资金对学生的补助时，要将补助转到流入地，实现地域间的衔接。这无疑值得考虑：它是个复杂工程，但这并非不去做的原因。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关心留守儿童，加强管理和服务。对地方政府而言，纾解这一难题的确需要费大力气，但这也绝非某一地单方所能解决的，其他地方还有整个社会也应多举并施，从顶层设计到生活细节嵌入“关怀因子”，努力推动留守儿童与悲剧性底色的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