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周裕耕,毕业于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汉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今,先后担任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师资培训专家及专家组组长、中国—欧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PDSF)专家组组长及二期项目主任。
汉学博士周裕耕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来自德国的他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在中国多年的工作经历而喜爱上了这片土地。自2001年来到北京,他就一直致力于推进中欧合作项目,促进双方对话。
在接受《城市化》杂志采访过程中,周裕耕用流利的汉语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管理的中国—欧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PDSF),他认为“这是中欧之间找到的有效沟通机制”。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迎来了城市化方方面面的挑战,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最大特点。”继而,在他看来,前不久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受到各方关注与参与,也说明城市化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需要跨机构合作。
《城市化》:据了解,您从2001年就已来到北京工作,这十几年也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期,您如何看待或评价中国的城市化?
周裕耕:我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工作,经历了中国尤其是北京不断发展的过程。站在中欧合作实践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城市化,我的观点是:欧洲的城市在近三四十年内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可以在比较平稳的条件下完善城市发展;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以北京为例,1975年北京约有人口600—700万,1987年的人口约为900万,到现在北京已经约有2100多万人口。与欧洲相比,中国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挑战。中国要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去处理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在欧洲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但中国又不可能让经济的脚步慢下来而先处理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最大特点。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要素的活跃使人作为劳动力要素开始加速流动。一方面,流动的人群在城市发展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在拥有了劳动力之后,也可以加快建设的速度,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也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化虽然带来了许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将为中国带来一次发展的机会。为了解决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国目前在能源技术、环保技术、科技创新等方面不断有所建树;决策层也已经开始关注并实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这都将为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和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带来良好的发展机制。
《城市化》:您曾在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工作过,之后又致力于中国—欧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PDSF),请您介绍一下这些项目在促进中欧合作,以及中欧城市化方面的作用。
周裕耕:在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这一看似与城市化并无太大关联的工作中,我也曾体会到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复杂性。例如,我曾在一个村庄中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恰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按中国法律,村民委员会每三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必须有超过半数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参加投票,选举才能生效。但村民大多都已外出打工,怎么办?恰好这部分外出的人群大多数都在广州,于是村民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专程到广州举行投票。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在影响城市的发展,更影响着基层人们的生活。和欧洲相比,中国流动人口的数目非常庞大,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才使得中国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这在欧洲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问题,看似是对城市化的挑战,其实更是给予不同城市发展机会的真正动因。
现在我所负责的中国—欧盟政策对话支持项目(PDSF)与以往的中欧合作不同,PDSF并没有特定的主题,它支持中国与欧盟间不同领域的对话,内容涉及环保、农业、IT等行业。PDSF的机制是被动的,当欧盟的某一个总司与中国某一个国家部委之间达成了合作协议,就可以向PDSF提交项目申请书。所申请方案在通过项目指导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批准后,PDSF具体执行该项目的各项活动。
PDSF支持的项目类型极其多样,其产出也是为双方伙伴服务的,主要包括中短期学术研究、赴欧洲考察、专题会议、研讨会、推广会等等。这些项目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PDSF的目标更注重于政策层面的对话,但一项政策的出台或实施并不是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或进行了一次研讨会就能够立刻付诸实践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PDSF的影响是逐步实现的。PDSF曾组织很多中国专家与欧盟专家进行对话合作,此后中国专家会将建议递交相关决策者,由此帮助推行某一项政策,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改进。
从2012年开始,PDSF已经在开展第二期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的共有36个子项目,其中9个子项目与城市化内容相关,可以说,城市化方面的内容在PDSF中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由于城市化的内涵极其丰富,所以,这些项目涉及到中欧不同的部门,以及多方面的对话伙伴。这些项目的合作目的就是让中欧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尤其是让很多中国地区和城市了解欧洲在诸如城市建设、新能源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促进城市更好地发展。
我认为,“对话”不应是一件只维持一两年就结束的事情,它需要长期的过程,而维持“对话”本身就是PDSF的一个目标,这是双方交流的过程,是拉近双方的距离和关系、避免误解、合作包容的过程,这些内容都需要通过“对话”来实现。
《城市化》:目前中国与欧盟展开多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中欧合作对世界而言有什么意义?
周裕耕:中欧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集团,对构建多极世界拥有重要的战略共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中欧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中欧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人口相加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虽然双方有共同点,但难免也会产生误解,因此要认识到,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共同点远大于分歧,只有不断进行开放坦诚的“对话”,才能够避免问题、解决问题。目前,双方都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不管是欧盟委员会还是欧洲国家都在一直强化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始终重视与欧洲的双边关系,这是非常乐观的事情。并且中欧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已经找到了有效沟通的机制,这些沟通与交流正在从政府高层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之中,例如欧洲人通过旅游等方式来到中国,中国人正在成为欧洲最大的消费群体……
总之,中欧对话合作对于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