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显示，2014年，全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生达到1294.7万人，79 .5%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去年，各地政府也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纳入区域发展规划、财政保障体系和学区招生计划，在学籍管理、招生升学、评选优秀等方面落实同城待遇，保障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平等就学权。

    这还远远不够。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7亿，其中1.66亿的外出农民工中，仅有3525万人举家外出，只占20%。对应的就是80%的家庭把未成年子女留在家庭，亦即留守儿童。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

    留守儿童的出现源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限于户籍政策，城市不向新移民提供义务教育，医疗保险也无法携带进城，农业劳动力无法举家进城。数亿农业劳动力进城之后，儿童、老人留守农村，出现所谓的农村空心化。

    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一起居住是一项基本人权。儿童处于成长发育期，父母是其观念塑造、生活习惯培养最重要的领路人，缺乏父母关注和呵护的儿童，往往会出现性格孤僻、自觉性差等心理缺陷，严重制约儿童未来的发展潜力。父母外出还导致留守儿童相对较高的失学率，祖父母的低教育水平，也限制了其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辅导。

    为此，《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九条(禁止与双亲分离)明确规定，“签约国不得违反父母之意思，保护儿童不与其父母分离”，中国是缔约国家，本应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保障这一权利。因此，《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也明确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

    遗憾的是，各地方政府没有很好地落实法律的要求，出现了普遍性的限制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象。数据显示，46 .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他们没有随父母进城，而在农村接受教育，其主因自然是城市不向他们提供义务教育。北京等地，更是出现了“以学控人”等手段，大幅提高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试图以此将非户籍人口赶离北京。

    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预计会超过70%。这些留守儿童中的绝大多数未来都将是城市里的市民，将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的素质高低、文明程度也决定着未来新增城市化的质量。

    农村的就业与生活和城市是截然不同的，大到要理解就业市场形势、产业结构变革，以调整自己的工作选择和学习进修，小到要学会排队、养成每天刷牙洗澡的卫生习惯。现有的农村生活环境，即便能学习到这些知识，也没办法养成习惯。等他们长大成人，习惯就很难再去改变。让他们早一点进城，在城里生活并接受义务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小就习惯于城市文明，也避免了无人照看他们，走向不健康的人生道路。

    留守儿童的城市化应该是最容易的。他们的父母在城里打工多年，多半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和工作，只要城里不对义务教育入学设门槛，留守儿童很容易跟随父母在城市里读书，不仅提高了城市化的质量，也消除了未来城市化的隐患。
 
    今天的城市并非没有容纳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资源。首先，多数城市的户籍人口因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招生数骤减，像上海2005年的小学在校生数仅为历史高点的一半。这些城市为此不得不撤校、并校，缩减义务教育规模。其次，绝大多数城市都在扩张，表现在住宅、商业等用地规模成倍激增，但城市规划并没有在公共服务上做好迎接新移民的准备，没有配备足够多的学校、医院。就现实来看，留守儿童进城读书的难点或许只在决策者的观念，还有待于社会舆论去推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