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实施，明确视力残障者可携带导盲犬进地铁站乘车，违反“禁止在车站、车厢内乞讨、卖艺”规定的，运营单位有权制止，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可处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4月26日《新京报》）

　　《条例》面临实施，意味着地铁乞讨、卖艺、发小广告等将被正式禁止，违者除了会被地铁工作人员制止外，还可能接受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但从去年《条例》通过开始，关于地铁禁止乞讨卖艺的争议就未休停。吐槽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此举侵犯人权，剥夺弱势者生存权利；二是质疑对“穷人”罚款的可行性，如果无法执行，《条例》岂非沦为空文，法律公信在哪？

　　异议者初衷良善，但也存在理解和概念误区，有必要加以分辨。

　　从法理上说，乞讨、卖艺等，是“法无禁止即可行”情形下，行为人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法律明文保护的“法定自由”，不能简单和法定权利、人权划等号，不排除因“立法禁止”而被有所“叫停”，政府对此也可有较大行政干预权。而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只有基于“非人道的生存状态”，乞讨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可同情性，但显然，许多“职业乞讨”、“装可怜”乞讨并非如此。

　　任何自由、权利的行使都有法律边界，乞讨、卖艺等行为也不例外，不能影响妨害到他人权益及公共场所、公共交通秩序等。轨道交通车站、车厢内是典型的公共场所，人员密集复杂，安全文明有序的乘车环境不可或缺。政府基于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需要，通过立法限制、禁止特定区域、场合的乞讨、卖艺等行为，对此行使较大的行政干预权，既是执行城市交通、环境行政管理的的政府权能，也是履行维护良好城市秩序、形象的政府义务；既有合法性，也有必要性、正当性。体现了政府管理理性，应予肯定。

　　而在具体的行政罚款措施上，法律也预留了执行空间，是“可以”并非“必须”罚款，更非每次都“顶格”罚款1000元，也可以只警告而不罚款，一切由执法部门据实妥善处理。立法是门艺术，担忧“穷人”无款可罚，甚至“要钱不要命”，进而让法律无法执行、沦为“纸老虎”、失去公信等，未免过度“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