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梁祖籍河南信阳,2012年被评为“深圳优秀保安员”并获得入户指标,年底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妻子因政策关系,要在明年6月才有入户机会。为了帮助妻子落户,他顽强续命,为了续命,他成了“抗癌斗士”,和医生所说的“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个月”相比,吴树梁已坚持了近30个月。(4月26日《新京报》)

    城市户口所具有的“含金量”有多高,吴树梁个人的遭遇,便是清晰的账本。比如,他得了肺癌,其在入户之前,就医一下子就花了20多万,如果有了户口可以办深圳的医保,九成的花费便由医保埋单；因为妻子没有入户,享受不了廉租户的待遇,住房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由此,不难理解吴树梁为户口而活着的意义所在。他因为被评为“优秀保安员”,拿到了深圳户籍的敲门砖,整个家庭也一只脚踏进了深圳的大门。这也意味着,等到妻子孩子都入户的那一天,即能分享通过努力也难以企及的福利。“随迁”入户是个辛酸的字眼,他背负着妻子和孩子入户的担子,不得不以命相搏,若天不佑人,势必会使得户籍“得而复失”。吴树梁家的辛酸,反映的依然是加快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户籍壁垒的问题。

    城市户籍壁垒是城市环境容量和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瓶颈所致,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多、资源成本高,同时,大城市又容易成为社会资源的洼地,导致更多的人想留在大城市,不得不通过户籍的方式来获得资源；另一方面也源于城市利益算计的功利,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显示,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这个成本在大城市会更高。

    打破户籍壁垒的核心是“同城同权”,但总的来说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客观来说,一夜解决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主观来说城市既缺少投入的动力,也害怕步子过快,会形成人口快速涌入的“洼地效应”。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城市都选择了“积分入户”制度,一是为了有计划地市民化,二是有选择地为城市所用,如大城市的入户制度都有显性的“精英化”痕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户籍改革列入了改革的重要的事项,去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意见指出,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去年底,与之配套的《居住证管理意见》征求意见,至今待产。该意见提出9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实行“同城同权”,都是未来的方向与路径。

    户籍壁垒是区域之间的割裂与对立,换言之,拆除户籍壁垒除了强调城市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义务之外,更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比如,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等等,都是行政区域的割裂设计,而非一体化的平权制度。以高考为例,谁接纳流动人口高考谁在招生上吃亏,哪个城市又愿意打开壁垒?

    显然,破除户籍壁垒需要顶层推动,让户籍改革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高考制度等改革同步推进,改变“分灶吃饭”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