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马庆斌，山东泰安人，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从事全球化、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研究，在区域与城市战略、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曾显示，东北三省每年净流出人口约200万人，且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居多,近日，东北三省人口危机愈发严重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甚至有国外媒体评价，东北的经济正在“坍塌”。对此，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处长马庆斌在接受《城市化》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定时期，国家不同区域板块经济的发展轮替影响着人口的流向。市场经济环境变化势必带来全国范围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亦如以往中西部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转移，而今大量人口又伴随产业西迁而回流一样，都是生产力重新布局的必然过程。

　　《城市化》：请您从城市化的角度谈一谈，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这一现象反映的本质是什么？

　　马庆斌：据我了解，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观点走向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一种是比较消极的，例如有国外媒体认为，东北的经济正在“坍塌”；国内的媒体和政府官员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虽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但也承认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这一状况的存在。我个人认为，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东北产业结构的重型化、重化工化在中国“新常态”背景下的转型压力倍增。大范围而言，我国产业结构整体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东北传统的重工业优势在“新常态”下已转化为劣势，而重新调整产业结构是十分缓慢的过程，因为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往往产业结构重型化或资源化的区域，由于在历史经济发展中存在优势，所以其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不会太快，这使得东北的经济发展短期呈下滑趋势。反映在经济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排在了全国的后几位，东北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应“新常态”的经济调整需要，甚至成为了结构调整的对象。

　　将2007年与201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也会发现，在常住人口比重上，2013年比2007年下降了约0.3个百分点，说明人口不仅在向外流动，常住人口的数量也因老龄化等问题而不断下降，经济的活力决定了区域范围内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经济活力欠缺必然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从投资额度比重分析，2013年比2007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包括房地产的投资等都在不断上升，但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却并未上升，这说明投资额的不断增加并未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的明显改善，从而使东北三省的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范围内不断下降。一方面房地产投入的增大容易引发诸如“空城”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原有的以石油、煤炭、粮食等为主的投资转向了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正透支其经济发展的未来。此外，发电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东北三省的发电量从2007年占全国发电量的7%下降到2013年的5.8%，也说明了其经济发展正在不断走下坡路，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恶性循环。

　　二是经济创新的问题。从一些大型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而言，当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时，更多的是因为经济创新层面出现了问题，东北三省国有企业的比重非常高，目前全国上下都在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做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对于东北而言，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仍在不断探索之中，从而使得经济欠缺活力。

　　《城市化》：东北三省“人口净流出”是不是一件该引起高度紧张的事？您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马庆斌：在我看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净流出”同我国历史上中西部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迁移一样，是中国经济生产力布局区域性变化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变化，因为人口总是向着生产效率更高、能获得更多收入的地方转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向更高效率的区域集中，不是什么坏事情。东北的人口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走出去，如通过劳工出口等方式，一部分人到了欧洲、日本、韩国等比较发达的经济体；二是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这种人口转移是在经济效益优势的比较之下，劳动力“用脚投票”的结果，东北的相对落后必然引起人口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区域流动。这种流动和转移本身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以往我们只是谈到中、东、西地区的经济差距，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南北差距，就东南沿海而言，南部的经济效益、生活质量都要高于北方。从国际视野看，过去的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对海洋经济的开发，而东北三省中的两省都属于内陆区域，出海困难，尤其是吉林省，这种劣势位置更加明显，对外吉林面对的又是一个比较弱的经济体——朝鲜，因而其经济增速的压力非常大，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也更多。反映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在东北三省中吉林的人口降速最快，这也说明其区域优势并没有和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因此必然会出现人口净流出问题。

　　我认为不必将这一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市场经济环境带来全国范围内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必然面临着人口的转移。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形象地描绘为“老四步曲，新三步曲”，“十一五”规划中曾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此时我国经济的增长点以这四个区域为主，东北也被包含在内。但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今后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将主要围绕着“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区域范围展开，这些区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必然将大大提升，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基础上，劳动力势必向这些区域流动，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此反观东北的“人口净流出”，并不说明东北经济“塌陷”，而只是暂时性的人口流动现象，就如当年我国中西部人口大量向东南沿海转移一样，一旦机遇来临，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快后，人口又出现了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与其说“东北经济塌陷”，不如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正在形成，长期来看一旦通过对外开放体制创新和内部企业改革实现突破，那么，东北经济的振兴目标指日可待，毕竟，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潜力和活力依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城市化》：您是否认为东北三省应采取措施应对由于人口流失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马庆斌：经济的发展决定着人口的流向。历史上东北曾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是我国的粮食基地、重工业基地、能源基地，但这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传统优势，如何在新的市场形态和经济条件下通过构建新的机制转化为竞争优势则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命题。那么东北的突破口在哪里？因为地理区位和交通等原因，东北经济的发展相对独立成一体，难以与其他地域形成良性互动。因此，东北在新时期的发展可以抓住三个关键词，即“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周边相通”，尤其是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内部机制的改革。

　　在“对外开放”和“周边相通”上，东北可以实现“东拓西进”，“东拓”是指加强与东南部发达地区，包括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联系，尤其是中韩自贸区的建设，将为东北的“东拓”提供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一方面东北可以为韩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劳动力支援，另一方面可以引进韩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实现对技术实力的提升。“西进”即通过大的通道建设，把东北的资源优势和其他地域的优势相结合。从空间范围看，“一带一路”似乎已绕过了东北，但我认为，仍应将东北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通过大的“通路建设”比如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实现更高层次的“周边相通”，将东北与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快速的连接起来，摆脱从东北进入内陆相对困难的现状，让东北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快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对接货运通道，把东北与其他区域板块经济联系的物流效率提高，物流成本降低，这将成为东北经济振兴的一个关键点。

　　在“对内改革”上，需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东北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中，可以成为创新的高地，将东北的活力激发出来，实现从管理企业到管理资本的变革，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经济活力得到更好的发挥。东北是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地方，在引进外资和让民营经济资本进入的门槛方面，需要有更多的作为。同时，东北的制造业基础扎实，如何将这些基础再次转化成生产力，既需要政策，也需要通过市场调节发挥作用。从数据分析，东北的既有设施投资额度并不低，但怎样将投资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通过“经营”作为其推动力，使其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从而将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转化为经济效益。

　　总体而言，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东北经济的发展前景依然向好，重点是如何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