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从来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旅游景点。无论是首义门还是农讲所，都承载了宏大得多的历史题材。昙华林优秀历史建筑多，文物建筑少。在武昌，记载着重大历史信息因而具有鲜明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并未集中于昙华林。全区59处文物中昙华林只占5处。但若论优秀历史建筑，全武汉139处，昙华林就有27处。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观，将近代史简化为革命史、将革命史又简化为党史，而昙华林并不是抗日烽火、革命风云的经典地段，很少具有纪念性、仪式感、供人仰视的建筑，相反都是些融入了人们日常的信奉、求医、就学、居家的场景，她是武昌城的日常生活，是这座城市的家长里短。她是用并不显赫的点点滴滴全息地纪录着这座城市作为市民栖居之地的真实生命。惟其真实，因此反而叫人体味不尽、联想不断、亲近不已，这大约就是如今年轻一代的游人络绎不绝的原因。

　　昙华林不是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紧凑密布的地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与街区保护的法规，重建筑而轻街区，强调同类的“历史建筑尽量紧凑集中”，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水平。据说上世纪70年代一次考古，由于现场保护不够，勘探中的文物被雨水淹没，最后只好“打捞”出来做了一个展览，完全失去了原来的三维关系，受到考古界一位老前辈的严厉批评。因为脱离了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文物展”与“盗墓展”就没有区别了。历史街区保护也是这样，假如只看到50几座历史建筑，不顾它们之间的联系，不顾当时和现在的社会生活，没有将这些建筑与周围的街道、居民的生活改善结合起来，从而完成一个全息整体的社会进步，一座座单独建筑的保护意义又何在呢？昙华林恰恰是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散布在一日步行的范围之内，50多座历史建筑如同“面包里的葡萄干”，起着点缀与提神的作用，其余更多的是普通民居与大量并不“优秀”的建筑。这样一来，单纯按历史街区的思维来管理昙华林就行不通了，想一想，这里光居民就不下4万人。
　　昙华林很难成为一个封闭运作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昙华林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生活区，可能腾出的产业空间本来不多，由地方政府掌握的就更有限。当下各地发展文创产业的手法——将第二产业的大跨度高净空的厂房仓库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形成规模效应，这样的模式在昙华林无从谈起。

　　昙华林的区位也很难打造成一条商业街。一条街道是否具备商业街的潜质，要看它的可达性和整合度。形象地说，最适宜做商业街的是那种处在城市中心，在状如鱼骨的路网中居中的那一条。昙华林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商业街，附近商气最盛的是德胜桥。今天，大学生、文艺青年们从武昌各处乘坐公交地铁来到螃蟹甲、得胜桥，步行几百米走进昙华林，以“长枪短炮”拍摄在城市水泥森林中鲜见的建筑和饶有情调的小门店，感受东西方的建筑格调和创意灵感，这更象是一种“探幽入微”之旅，而驾车一族要过购物之瘾，昙华林停车就是个难题，想来一趟并不容易。将得胜桥拓宽以迎车流么？“必须控制历史性城市和地区内部的和外部的汽车交通，使道路系统和停车场地不致扰乱历史性布局或损害它的环境”（《威尼斯宪章》）。
　　昙华林让人感动的，不是宏大的历史、不是成规模的文化产业、也不是高端的商业街、不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而是在基本保持着历史风貌的街区中原生态的城市生活：街边打麻将的老人、教堂礼拜后的信众、屋檐下晾晒的腊肉、上学路上的孩子、小店中飘出的卤味，昙华林是武昌城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

　　上世纪后半叶，昙华林和所有中国大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昙华林的社会结构在新中国建成之初发生了一次断裂。原各国驻华中地区的天主教、基督教人员回国，教堂及其附属建筑收归国有，民宅由房管部门按“一户一间”方式分租给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居住。1959年1月武汉市将本来已经很低的机关宿舍租金标准进一步调低，结果，全市公房租金收入由1957年的327万元降为225万元。这时期武汉市公房的平均房租仅0.145元/平米，房租占职工平均收入比例同样很低，只有4.96%（《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武大出版社1996第一版）。计划体制下的高积累、高投入、低工资、低租金的运转方式，是一种透支城市、透支基础设施、透支优秀历史建筑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大项目高歌猛进，另一方面职工低工资、历史建筑得不到应有的养护。不仅武汉，全国所有大城市都如此：1991年底的一股寒流，曾经使上海一夜之间5万多处地下水管破裂。因为在35年的财政统收统支中，中央拨给上海的市政设施投资只抵上海财政上缴总额的1%（康燕：《解读上海》）。长期失修的城市基础设施带病运转，无论政府还是居民，都没有保护历史街区、修复历史建筑的能力。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使这些居民成为昙华林的新主人，他们与这里的建筑、树木达成了共生的关系。但他们多非这些建筑的产权人，对此前的历史了解不多，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低租金模式，使得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修护这些建筑。他们是经济建设的一砖一瓦，而不是大武汉城市的传人。看一看瑞典教区中北欧建筑师为适应华中炎热气候而修建的回廊，已经被封装为晾台以增加居住面积，我们就会理解，对于今天昙华林的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是首要的诉求。人口在增加、年龄在老化、租客的数量超过了业主，昙华林的老房子内部加建、外部搭建，环境品质日趋下降，经过半个多世纪，除了学校和医院之外，这里已经成了武昌区一个基础设施严重欠帐的低成本生活区。居民们在低水平的住区中生活，显得对环境更有容忍度，雨过天晴的时候满街电线上都晾晒衣物。昙华林的大宅院中有些也居住着当年名门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受教育机会可以想见，今天他们和租住公房的人们一起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低成本生活区中，有着数不清的夫妻相濡以沫、母子问暖嘘寒，几十年中度过平常的每一天。昙华林如一匹只奔跑而不吃草的老马，在日渐艰难的行进中用点点滴滴记录着寻常人家的真实生活。他们改善居住条件的诉求在今天的产权关系下除了拆迁几乎无解。

　　假如是首义门、督军府，假如是江滩或是江汉路，按照纪念性、仪式感的要求把道路打通、建筑修复、景观营建，让今天的金融机构进驻当年的银行便大功告成了。而昙华林，一个日常生活的武昌，一个城市生活的全息缩影，她把历史街区的保护直接与低收入阶层生活改善绑在了一起，这就给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街区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有限的财政又背不起巨大的负担，保护历史街区需要保护建筑的同时保护街区的肌理，一旦肌理破坏就损失了大量信息。商业化改造动迁的“绅士化”做法会根本改变昙华林的性质，而且商业前景并不乐观；不改造，任其自生自灭，昙华林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消防、治安、食品安全事故和基础设施瘫痪的“火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