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改革大幕开启的背景下，各地重点高校通过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专项自主招生等政策向“寒门学子”倾斜，成效明显且获得各界好评。但实施中衍生出的一些问题还有待破解。海南一贫困县高中老师反映，越来越多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9月16日《京华时报》）

　　应该来说，“寒门难出贵子”是经济与教育双重失衡的产物。那么，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制定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是短期难以改变农村孩子竞争力弱语境下，从技术上的保护手段，用外力打通弱势上升的“梗阻”。虽然这不是治本之策，却是眼下立竿见影的管用之计。今年重点大学招收农村学生增长11.4%，而按照鲜近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在未来农村学生占生源的比例将逐步达到20%，这无疑让教育公平更值得期待。

　　而与此同时，政策的导向所具有的福利特征，如同高考加分一样，很容易成为寻租的新领域。此外，贫困地区的定向界定，还只是模糊的概念，贫困地区也有城乡差别，专项招生计划所覆盖的对象，除了客观上成绩要满足基本条件之外，还有经济条件、户籍性质、家庭出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果规则做得不细致，很有可能漏洞百出，使得本为解决寒门学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救济，变成了其他人恃强分肥的福利。

　　如报道中贫困县高中老师反映，“官二代”被送往贫困县高中就读，只要不违背教育的政策，事实上这是他们合法的权利。再进一步讲，如果将定向招生仅仅限于区域，这些“官二代”尽管出身公务员家庭，只要他们高考成绩足够好，就没有理由将他们排除在合法的规则之外。类似还有那些商人的孩子，也能够通过高考迁移的方式，来选择政策的照顾。

　　当然，在政策利好的另一面，还有权富翻越限定壁垒的可能。譬如，如果限定定向招生的对象为贫困地区农村户籍的，一些官员利用影响力将子女改回农村户口并非难事。此外，原本一些在外经商有实力原户籍在农村的群体，也可以通过迁回户籍的方式来越过壁垒。

　　显然，增加农村定向招生比例的同时，还需要扎牢公平的樊篱。首先是政策的刚性公平，即尽可能细化定向招生的基本条件，如户籍的限制包括学生本人及父母的户籍，父母职业的限制等等，固化政策照顾的门槛；其次要强化造假违规的法规成本，有效阻击权富的侵蚀；第三要解决到贫困地区教育均衡的问题，避免出现超级中学现象，缩水政策的覆盖面；第四要增强招生的透明度，定向招生政策、招生过程序公开公示制度化；第五是强化高校在农村定向招生的自主权，并加强监督，在规则范围用更自主的选择，赋予公平更大的人性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