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号线上一老外乘客在座位上晕倒，周围乘客无一相助竟仓皇逃窜，引起前后3节车厢乘客惊慌，蜂拥冲出车门，甚至摔倒……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方披露的2起典型乘客惊慌案例中发现，乘客对突发情况反应过度，盲目跟风，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地铁方再次呼吁，乘客遇事莫惊慌，冷静判断后合理应对。（8月20日《解放日报》）

　　老外在上海2号地铁线内晕倒，不但没有乘客伸出援手报警或救治，反倒引发旁边乘客乃至三个车厢乘客的溃逃。在地铁日益普及的今天，显得有些尴尬。显示出在不少公众心中，只有不明真相下的“咕咚心态”，而少有理性认知下的公共意识。

　　公共意识有几个层次，首先应该具备个人主体意识。任何一个在公共空间中的公民，倘若有思考能力，就应该明确自己身处公共场所中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应该明确如何保护自身的权利，如何遇到危险妥善应对、不做伤害他人或公共安全的事项，这些，都属于公共意识当中个人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整体意识与合作意识。当出现意外突发事件时，除了个人自保行动外，需要与其他共处在公共空间的人员进行合作，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个体危险，也可以有助于公共危险的化解。

　　正如美国学者库柏所认为的，公共意识并非“期望公民必须变得无私并在行为上完全利他，但它确实意味着，公民有责任既要发现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也要发现政治社群的利益，而对这一社群利益，他们负有契约性的自制的责任。”公民不仅需要拥有承诺公共善的性情，而且必须能够理解它，即必须能够明白以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理解自我利益，认识到正确理解的自利是社会性生活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性生活则是个体公民所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联系的体认，促使公民主动进入公共领域，追求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

　　正是由于个人主体意识和由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合作意识的缺乏，老外晕倒后，公众才不加判断地四散溃逃，虽然没有造成人员踩踏等进一步的伤亡，老外最后也自行离开，但并不是每次都会有这样的“幸运”。今年年初，深圳女白领梁娅在乘坐地铁时倒地猝死。事故发生后，有关专家即表示，倘若最初有乘客或地铁工作人员及时伸出援手进行救治，可以延缓梁娅生命的逝去进程。另一个相反的例子，佐证了公共意识的可贵性。今年4月间，成都市省体育馆地铁站众人搭救一晕倒女孩的事例，虽然地铁因此耽搁了一会，但大家都没有怨言。每一个经历此事和获知此事的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温暖。这就是公共意识给个人和公众带来的公益性。

　　公共意识的树立，既需要个人在重复式的公共生活中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学习强化，形成广泛的公共意识基础；也需要外界，特别是公共场所的服务机构，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形成纵深化的公共意识架构，以此消除公民个人对“咕咚心态”的偏好，解除公众公共意识的后顾之忧，尤其要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措施、设施，让公众在公共场所形成更有秩序和合理的公共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