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问及从世界各国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时，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6月17日《中国经济周刊》）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凭该报道的新闻标题所说的那句“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就批评当事者不主张农民进城，因为人家只是说农民进城会诱发贫民窟问题，并没有表态说限制人口的自由迁徙流动，而根据目前大量的研究事实也表明，在城市贫困和居住权缺乏保障的前提下，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徙，确实是导致城市贫民窟的一大肇因。所以，说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最起码在当下中国城市没有消除城市贫困和切实保障居住权的情况下，并没有错。

　　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将贫民窟视为罪恶的根源，于是乎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不得不说的是，解决贫民窟问题当然很需要，毕竟让每个人都生活的幸福，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可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贫民窟现象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我们考究，因为倘若将其视为城市化过程当中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势必会造成一种意识错位，那么在接下来的贫民窟治理过程当中，也就直接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

　　其实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也曾出现过大量的贫民窟，虽经过长期的治理，有所减少，却从来没有消失，而拉美国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同样出现过大量的贫民窟。追溯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洞见的一个事实是，贫民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它似乎伴随着城市而生与城市而长。只要进行城市化，贫民窟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现象，因而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的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走的应该是一条“去贫民窟”的道路，这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农民和农村的利益长期受损，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取得的成绩更多。试问当我们看到一个个繁荣的城市之后，再看到乡村的败落，以及农民过着连拉美贫民窟都不如的生活的时候，又情何以堪呢？这边厢是繁华的城市，那边厢是凋敝的农村，这样一个强烈的反差，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谁能说是合理的呢？

　　基于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城市化过程当中的贫民窟问题，是无可避免的，硬性的回避实际上是在违背城市发展规律，必然会使我们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假如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或许非但没有比出现大量贫民窟好，反而会更加糟糕。而研究也证明，认为贫民窟是万恶之源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作为城市边缘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处境也比农村强，从这个层面上讲，贫民窟恰恰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

　　记得有学者曾经说过：“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反而体现了对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生活的尊重、包容乃至接纳。”从这一点上来说，大可不必认为贫民窟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是多么的不正常，问题固然需要解决，却需要摆正对其本身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