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评论：雾霾天气再度成为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最大焦点，多地首次将治理雾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上海“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杨雄市长提出，今年环保投入继续占GDP的3%左右，加大PM2.5的治理力度，并积极探索生态红线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环保事业中，如何发挥市场调配资源的作用，让企业自觉和主动参与减排节能？

　　林健：污染是由于市场的驱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肯定与能源消耗有关系，能源消耗与雾霾也肯定有关系。制造排放的正是企业。企业制造污染排放和地方保护它们的原因在于有利益，包括就业、利润、GDP等等，是关于发展的问题。只有创造一个有效而巨大的节能减排市场，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节能减排的产业能制造出很多吃饭的机会，才会发生质的变化。光靠对污染企业罚款和整改，那永远也整治不好，它还是要靠排放来解决生存问题。所以市场机制是决定性因素，我们要推动和制造一个比污染型市场更大的减排市场，让参与者是赚钱的，能够解决就业和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有这样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更有发展空间、更有效率，还有企业不愿意参与进去、不愿意放弃旧的生产模式，那就是违法犯罪和道德良心的问题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断强调市场的作用，节能减排同样是这个问题。政府要做的就是引导和设计这个市场，推动它的形成。中国不差钱，就缺价格信号，如果有了真实的价格指导，就有了效益动力，企业就会去积极寻找节能减排的领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我们交易所现有191家企业进场，他们的意愿、认知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成熟度跟2010年比起来不是简单的改观，而是质的改变。产业界已经接受绿色观念，也非常愿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解放评论：让环保成为企业的主动行为，政府应该创造哪些制度环境，提供哪些公共服务？

　　林健：在运作机制上，与其他商品市场不同的是，政府在碳交易等环保市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碳交易总量的核定属政府职能，而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的需求效率是最高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作用。在2010年以前，环保产业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参与意愿不高、运作机制不规范和标准制定困难等，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跟整个社会的共识有关。大家也都认为绿色产业中是有商机的，只不过我们怎么把这个市场设计得更完善、更有效率。就像20年前设计股票市场一样，当时一开始不够系统化、不够规范，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市场规范、可控、降低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应该着力于为企业提供市场基础设施。比如怎么去判断企业排放了多少，怎么让各种标准和机制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公有的知识产权需要政府投入去支持课题研究和平台建设。中国既要保持高度的经济增长，又需要保证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同时还要面对能源消费后的环境压力。我们希望通过“无形的手”来推动政府总量控制下的资源市场有效配置。

　　解放评论：上海在推动和引导环保市场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林健：以节能减排为例，上海作为能耗总量控制全国先行先试的省市之一，在“十二五”期间首次引入了全市能耗总量(包括煤耗总量)控制目标，并在主要领域、行业之间进行了目标分解。但另一方面，相对全国而言，毕竟上海的能耗总量不高，企业数量少且类型分散，所以我们设计一个环保减排的市场机制，要解决的是当前中国的污染形势，而不是只为了应对上海一个地方。新闻报道说，有一种意见对上海的雾霾治理不满意，但这不是上海的问题。比如上海的PM2.5，不是靠自己治理就能治理好的，它很可能是整个华东乃至全国的问题。所以上海要支持的是能够为全国环境治理提供经验和方案的平台，上海要推动的是相关产业的延伸，这就涉及到技术和机制。比如要能够对排放进行数据化测算，也就是一个标准化过程。标准制定不仅要求国家确定总体目标，还需要对相关技术进行核准制定，对第三方认证制度进行授权，以及建立交易制度和惩罚机制。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来为这个市场做好标准规范和机制设计的基础建设。在这方面，上海一直在竭力推广可共享可复制的成果。比如，上海是第一家印发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的试点城市；上海率先发布九个行业的碳核算和报告方法；我们交易所制定的交易相关业务规则和规范文件，也是试点城市当中最为系统和完善的，在全国市场里具有相当影响力。上海应继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套结构清晰并具有国际视野和示范意义的环保产业规范和机制，把这些经验逐步推向全国、接轨世界，积极推进新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和上海产业结构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