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但是，在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村流动人口未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未来一定时间里，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果他们仍然不能享有同城待遇，那么这种城市化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必须真正实施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13：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一书中，我们提出关于重建现行“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阐述和“同城居民城乡一体化社会权益”指标体系的构想，旨在弱化或消除三大人口群体的利益区隔，缩小城镇居民在社会权益方面的现实差别，通过这种平抑不公、消除区隔、缩小同城差距的过程，不断促进三大人口群体在利益诉求方面的相互包容、开放和共享，不断趋近“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同构的愿景目标。这既是中国城市化的迫切要求，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促进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结构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需的过程。社会公平正义是其中的核心议题。在这里，厘清正义的双重含义是非常必要的。正义的双重含义来自正义与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平等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正义的不同含义表现出正义的两种价值观，“平等的正义”强调“同”，“公平的正义”强调“异”。按照平等的价值观，差别是不正义的，正义不应当有差别；按照公平的价值观，公平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正义往往是包含了差别的正义，这种历史性使得差别的正义具有了某种合理性。

　　从理论上说，“平等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分别表达了正义的两面。“平等的正义”强调正义的价值性和理想性，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公平的正义”重视正义的工具性和可兑现性，它使得这一追求成为可操作的、可实现的。从实际看，“公平的正义”更具有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一方面，对于“怎样的差别才是公平的”这一问题，人们可能永远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实际上表达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常常激发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竞争甚至冲突。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必须也能够就这一问题达成某种共识，这既是基本生存的需要，也是未来发展的要求，从而使我们以包容、开放、共享的方式来对待彼此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公平的正义”与我们的生活相随常伴。我们的意思是，“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或者说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实际带给我们的是具有合理差别的正义，而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正义。

　　“平等的正义”是人类永远值得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使我们不断趋近美好的生活愿景。但是，平等和正义总是带有时代性和具体性，绝对平等的正义是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认为，在“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以及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强调正义的价值性和理想性，也重视正义的工具性和可兑现性，这使我们能够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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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三大人口群体”

　　在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许多城市都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就是三大人口群体——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同城差别问题。这种差别表现在身份、权利、待遇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其具体表现是：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两个群体的利益关系；本地农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两个群体的利益关系；本地农民、本地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