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化解城镇化部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统筹做好消除障碍的“加减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发展余地已经不大，重点是做“减法”；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将主要集中于新兴中小城市，要做好“加法”，使其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迅速提高。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做好城镇化“加减法”。

　　有七成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在城市长期居住，却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市。这是前不久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有关人士披露的调查结论。从表象上看，户籍问题确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障碍。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们都很清楚，现行户籍制度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户籍管理本身，而在于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简单地说，城市居民的户籍背后附加着医保、养老福利等；农村居民户籍背后附加着承包土地的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希望在城市生活，目的是获得比从事个体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不愿放弃农村户籍，是担心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广大寄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希望与担心，归为一点，就是渴望过上好日子。

　　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遇到的阻力到底在哪儿？答案本身并不难找：只要逐步剥离户籍背后的“隐性福利”，所谓的户籍制度障碍就会相应排除。但如果仅仅围绕户籍制度做剥离福利的“减法”，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调查还显示，在有意愿落户城市者中，70%的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这一动向提醒我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要重点关注民众的选择理性。

　　按照现行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合理确定，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严格控制。但从渴望在大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意愿上看，他们的切身感受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城市管理水平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完善。如何有效化解城镇化部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矛盾选择？关键是统筹做好消除障碍的“加减法”。

　　从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看，虽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现有就业机会、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普遍可能高于中小城市，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发展余地已经不大，特别是生态空间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城市拥堵、雾霾频现、资源过载等矛盾日益突出等。种种迹象表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未来解决上述问题重点不是继续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要加大舆论宣传引导力度，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规避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落户的选择风险，着重在讲清道理上做好文章。

　　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政策导向看，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这表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将主要集中于新兴中小城市。现实的问题是，亟待发展的新兴市镇，能否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迅速提高？这正是需要做好“加法”的着力点。首先，要立足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带动符合资源条件特点和生态环保要求的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加快发展，不断扩大就业机会；其次，要强化城市间、城乡间市场化分工协作，不断扩展城市发展潜力，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同步提高，增强城市竞争力。提高新兴中小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吸引力，政府不能以GDP和税收为“指挥棒”大搞政府建城运动和“政绩”短期行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不能指望坐享其成，而要靠勤劳的双手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不断开创自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