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对于权力的迷信和崇拜的狂热，甚至超过了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控制。它不但要顽强地存续下去，更要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延伸。不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创造出了拿破仑，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也同样创造了巨头。不过，巴洛克早期实施者曾经拥有的那种审美情趣，由于僵化而日益消失殆尽了。通过民主这个活动方式，巴洛克的专制主义加紧了对社会的控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强迫全国男子服兵役这件事情。过去封建时代也有服兵役，但是那是一年仅仅服兵役几个月，从法兰西革命开始，服兵役的期限延长到了若干年。自从金字塔建造者的时代结束，当今还没有一个专制君主敢于把这种普遍化的强制做法强加给民众，因为那样做简直是很难行得通了。

   军队、政府，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相继承袭了巴洛克制度中特有的精神和形式。特别是政府规划设计中，巴洛克的形式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虽然19世纪欧洲的市政厅常常按照中世纪的形式建造，但从维也纳到曼彻斯特，议会大厦和政府办公大楼，都是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沉闷单调而又飞扬跋扈(唯一例外可能是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大厦)。就连向日耳曼精神的野蛮神灵倒退的纳粹主义的疯狂代表，也把它当作灭绝人性的权利幻想注塑到一个典型的极其空洞的形式中去。
    在巴黎、马德里、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巴洛克的建筑和规划风格，不但能延绵不尽，而且有大规模应用的机会。18世纪以后，皇室居住城市是不再建了，但是，重要的首都城市在发展和扩大过程中仍然遵循着巴洛克总的方向路线，完全不考虑人们保存并且虔诚向往的国家纪念性建筑物和神圣场所蕴藏着的珍贵历史价值。19世纪的巴黎城市努力保护了一些巴洛克城市规划的最伟大的成就：这个实例也证明了，人类城市文化的历史性内涵能够创造出一种经久不衰的模式，这种模式不能简单地就其时间框架来归类于某一历史时期，其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在巴黎，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两位历史性领袖，都运用过巴洛克手法。他们为了改善巴黎，各自扩大并实施了巴黎规划，这一点他们的前任领袖们是望尘莫及的。这些统治者充分运用他们掌握的实权，这种风格本身就保持了许多巴洛克的活力。1665年科尔贝尔((Colbert)的巴黎规划，强调控制建设和扩大，而这些比他们前任君主更加保皇主义的新统治者却极其赞成发展和扩大。他们的主张很迎合银行家和投机家的心愿，因为这些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大，能够从房地产事业中获利不少。
    一直到20世纪，城市规划主要都是在搞巴洛克规划，至少在大都市中是这样的，从东京和新德里到旧金山都是如此。这些规划中最宏伟的要算伯纳姆(Burnham)和贝内特(Bennett)制订的芝加哥规划，在这个城市中有许多公园、林荫道和对角线大街，滨河地带没有工厂和铁路。但在芝加哥规划中，像别的巴洛克城市规划一样，你一定会看到典型的巴洛克规划缺点：不重视一个邻里单元的整体性，不关心家庭住房，也不太懂得把商业和工业作为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安排好。同样，旧金山中心的设计，像克利夫兰和斯普林菲尔德的市中心一样，对市中心周围的街头景色没有去管理——当然也就公然否定了对它的需求。
    巴洛克规划中有些最好的和最坏的典型例子不是在当时就能看出来的，这要在时过境迁，等到不再适合于建造它们的时代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君主的权力和巨大的基本建设资金，以及对周围地区的严格控制，巴洛克规划无法应付日益膨胀的城市及其混乱竞争的各种企业。因为在巴洛克的城市设计中，实际上，有不完整，不一定就聊胜于无；存在，可能比不存在更差：规划中未能完成的，以及规划未能积极影响的部分，本身就说明了巴洛克规划的弱点。
    除了巴洛克的形式与现代化城市的目的和功能不协调外，还有一个弱点从未被后来的巴洛克规划的拥护者所理解。这类规划的宏伟的外貌是建立在对城市实际需要的无知或轻视上的，它甚至无视交通上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巴洛克规划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即那笔直的、长长的、宽广的大街，虽然能够迅速沟通远处的交通，但其宽广程度却为大街两面的通行设置了一重障碍了；直到近来有了交通信号灯，人们要穿过这样宽的马路，即使马路中间设置了行人安全岛，仍然很危险。
    就买东西而言，17世纪后，逛街购物已经是一项重要的娱乐和消遣，这些活动多见于一些狭窄的车辆交通不太多的街道，如伦敦的新的和老的邦德街，阿姆斯特丹的卡尔夫大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等，都是最为繁华热闹的大街。假如街道成了障碍，那我们对如此宽阔的戴高乐广场又该怎样评价呢?在这个广场徒步环行一圈，不亚于一次上山朝圣。为了这样的奢华生活方式，还需每天做出如此大量的牺牲，实在得不偿失。
    巴洛克城市规划如此长期而且积极广泛地控制了规划师们的思维方法，那么，到底错在哪里?该谁来负责?为什么许许多多看起来很现代化的规划方案，实际上却充满了巴洛克精神思想：一样的铺张浪费，一样的藐视人类需要，一样的空洞乏味，虽然宽广的大街变成了高速路，虽然大环岛变成了苜蓿叶状的立交桥……为什么如此巴洛克式的城市规划思维和实践，依然无尽无休?这一切现象的后面，是对于那个支配社会的不合格权力(unqualified power)存在着各种想当然的误解和迷信。巴洛克医生开药方的时候，很有些类似过去老式医生的权威架势，他们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症状和病因，都一挥而就毫无例外地开出剧烈的泻药。这样的药品无疑会有效，有些甚至还很快就有明显疗效，甚至能要命。
   假如你把整齐精美的巴洛克几何形规划方案，与罗兰·尼古拉斯(Rowland Nicholas)为重建曼彻斯特时候提出的一片片逐一改造更新施工方案(piecemeal)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巴洛克规划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取得的外表上的美观，实在是非常华而不实的。假如当时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又有充足的想象力，曼彻斯特的城市规划师们是有可能实施一种完满得多的城市规划方案，并且其结果会好于尼古拉斯的单一施工方案。尼古拉斯是采用强制办法，把其他地方急需的财力、物力资源强征到某一个地区，先把该地区拆个精光，然后贯穿一条新型大街以及相毗连的大型建筑物，整个城市照此办法逐一逐块大规模重建。不难看出，巴洛克这种做法中有种炫耀式的果敢，这就使之锋芒毕现；其锋芒所向，一切本该仔细斟酌的生物学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统统都难逃厄运。
    然而，在丹尼尔·伯纳姆著名论断中，仍然包含着一个十分深刻的人文主义见解，他说：“不要搞小型规划，因为小型规划不足以激动人心。”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你采用一片片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会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巴洛克唯美主义的大刀阔斧，无情凌驾于一切历史遗迹之上的做法，却能解决问题。有位中世纪文化研究专家，W·R·莱舍彼（W·R·Lethaby）就十分支持现实生活中尽量使用实用的本土语言，不要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没有人会因此谴责他对于巴洛克文化的偏爱，而且情况刚好相反。然而，当你面对伦敦城市中心杂乱无章、四面扩张的状况，道路狭窄又乱成一团，缺乏明智的选择和秩序，用他的话来说，就仿佛伦敦雾一样飘荡无形，为此他提出了黄金弓形规划方案(The Golden Bow)。弯曲的泰晤士河构成微微弯曲的弓背，弓形两端，一端是圣保罗教堂，另一端是威斯敏斯特教堂。搭在弓上的箭是一条新开辟的大道，该大道飞跨滑铁卢大桥，直插伦敦心脏，指向不列颠博物馆。
    这是个大胆解决办法，其妙处正如纳什(John Nash)打算建造摄政大街一举切开混乱的城市地区。黄金弓形规划并不模仿奥斯曼的巴黎规划方案，并不打算建造对称的宽阔道路网，也不准备建造对角线交通大道。的确，莱舍彼详细叙述过，这支剑会开发出泰晤士河上的景色，这条大道应该是一条风景优美的人行大道，不准许车辆通行。但是，它采用这个方法创造性地从城市的最混乱地区切割开来，几乎像外科手术一样从溃烂化脓的伤口上隔开已经坏死的组织。这当然不是巴洛克典型的手法，而是文艺复兴时期规划师们的做法，只是在更大范围内，更长的距离上，使用更大的力量去运用这种手法。对于这些，17世纪的设计师们早已习惯了。但是，若把巴洛克的装备方法运用于整个现代化大城市，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从华盛顿的规划方案中寻找答案，这个城市的规划就是巴洛克方法运用于整座城市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