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至18世纪之间，各种文化属性构成的一种新文化聚合体，在欧洲出现了。因而，欧洲的城市生活，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的社会生活新形势，是从几种新要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就是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第二个就是新的政治框架，主要就是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或者说君主寡头政治，而且，往往是以国家形式出现；再一个，就是新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衍生自经典机械物理学，只不过其中潜在的许多基本原理，其实早在古代军队和修道院时期就已形成了。
    不过直至17世纪以前，这些发展变化还是混沌不清的、犹豫不决的，且仅出现在少数地区，只在局部领域显现成效。而从17世纪开始，上述各要素开始聚焦，图像突然明朗化。到这一步，中世纪的秩序，纯粹因为自身内部的腐败，而开始分崩瓦解。紧接着，宗教、贸易、政治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要了解欧洲中世纪以后的(post medieval)城镇社会，有种仍然时髦的说法，我们就必须十分警觉：这种说法夸赞文艺复兴，称它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引领人类走向自由，重新建立了人的尊严……。原因在于，欧洲文化的真正复兴运动，以及城镇建设和思想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早自12世纪就已经开始，并且在一系列学者和作家作品中留下了里程碑式的礼赞，这些学者和作家包括：13世纪的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德国哲学家，阿奎那之师，圣亚伯特·马格鲁(Saint Albettus Magnus，1193—1280年)；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以及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托”。就在那次文化复兴和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14世纪欧洲发生了一次浩大的自然灾难：黑死病。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一半之间。到了16世纪时，所遭受的损失虽然已经复原；但这场瘟疫所造成的社会文化断裂，却随地方社区活力的下降而雪上加霜，正如每一次长期消耗战争之后的情形一样。
    在接踵而至的社会解体过程中，掌控着军队、贸易通道、巨额资本积累的人，自然也就掌控了社会权力。随着军事独裁   主义兴起，开始镇压大学里的学术自由传统，而且为了维护世俗统治者的利益，也开始镇压神权领域的独立自主精神。凡此种种，都仍然可以从现今世界听到回声：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地区所发生的情形差不多。而且，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情况也很类似，即使美国与欧洲在地理上相距甚为遥远。与此同时，大学从原来的学者们的国际性联合体蜕变为民族主义组织，屈从于新型暴君，抵制所谓“危险思想”，用效忠誓言束缚人的行为和言论自由，这样的进程，不仅在学术机构——大学里稳步进行着，而且在教会和城市神会里，也照样办理。
    就这样，仅仅经过了几个世纪，中世纪一些十分古老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惯例，都显现出道德败坏的迹象。荷兰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在其《中世纪的消亡》(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一书中，曾经以丰富的实例记述了这个深刻的社会变迁历程。根据冯·贝娄(George Anton Hugo yon Below)的研究成果，15世纪的时候，开始了有组织的赌博活动，赌博场所的房屋居然是由市政当局提供的。教会也有同样的倾向，不仅买卖官职，也出售赐福，而且迷信活动再次广泛恢复。巫师巫术活动，早在8世纪就曾被圣庞尼菲斯(Saint Boniface)禁止了，此时却大行其道，直至1484年被教会正式认可；其原因可能是此前已经存在着异教徒祭拜土地的活动，这些都有悖于基督教的道德戒律。而且，到了17世纪，以自然科学的精确研究和度量方法的出现为标志，惩罚和迫害巫师的事情就开始流传开去。而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受害者，往往就是新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比如，像英国哲学家、作家兼教士的约瑟夫·格兰维尔这样的思想家，他们都几乎同时预言了，未来的时代里，科学技术即将彻底改变人类物质世界。
    但是，黑死病所带来的惊惶，也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反响：人们花费极大的努力，不是去对付死亡，争取永生、安全、稳定，而是瞄准了世俗人生中能够获得或者掌握的一切。于是乎，七大不可饶恕的罪恶当中，一夜之间，竞有六项变成了时髦的美德，而且，其大罪恶当中第一项，骄傲，竟然成为了社会的领袖人物们特有的品质，无论是账房里的，还是战场上的领袖人物。生产财富、展示财富、夺取权力、扩张权力，变成普遍的欲求和要务。本来，以往的社会好久以来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如今却成为全社会公开的指导原则了。
    从中世纪的包罗万象(medieval universality)过渡到巴洛克的千篇一律(baroque uniformity)，从中世纪的地方保护主义过渡到巴洛克的中央集权体制，从中世纪时代上帝和神圣天主教教会的绝对权威过渡到世俗行政管辖和民族国家的绝对权威……这一组组对偶的两者，既是权威又都是民众集体崇拜的对象；而两者间过渡阶段的完成，经历了大约4个到5个世纪之久，才最终实现了旧的机构制度向新型机构制度的转换。我们不必单单称颂这一时期光鲜的方面，而讳言这一社会变动过程中最根本的实质问题。中世纪里，古典世界伟大遗物的重见天日和重新评价，柏拉图和维特鲁威的被发现，建筑学里恢复五种柱式的显赫地位，古董装饰所带来的感官快乐，以及纷纷建立起来的一些人物雕像……凡此种种，都给巴洛克统治权力的暴政和恣纵蒙上一层颇有美学意味的外衣。像西普里多·维特莱斯科(Hippolito Vitellesco)那样的鉴赏家，也许会去拥抱人物雕像，将其当作活人一样与之对话(根据约翰·伊芙林报道)；然而，真正的活人却被巴洛克变成了机器，没有思想，只服从外来命令，俨然就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古代城市的死灰复燃。
    这些新秩序后面潜藏着的趋向，直至17世纪才显露出来。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开始背离中世纪枢轴，并逐步在新徽志下重新形成社会组合，这个徽志就是君主。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主张实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个政治家在其《君主论》(Prince)一书中，就为巴洛克新政治和新城镇的规划提供了不少线索；此外，后来出现的笛卡儿，也按照巴洛克城市的统一样式，重新解释了科学技术时代即将出现的新世界。总之，到17世纪时，当时思想界的先驱人物，如阿尔伯蒂等人，他们的一些直觉和设想，通过巴洛克的生活方式、巴洛克规划、巴洛克花园、巴洛克城市，都一一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