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是在讨论一个抽象概念的时代,就让我有意识地遵循它的这种抽象方式继续进行下去。让我先于整体来讨论局部;首先讨论大街等等……最后来讨论城市;而且是将城市作为一个审美单元,而非当作完整的社会单元来讨论。
大街是巴洛克城市最重要的象征和主体。要设计一座全新的巴洛克城市,并非永远都是行得通的。道理在于,若设计六条新街或某处新居住区,这个地区的性质就可以重新界定。城市规划之所以遵循线性发展特点,轮式车辆交通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的做法是把用地空间划分为几何图形,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城镇范围内的交通运输要求。与此同时,也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社会生活习尚中最主要的价值观念趋向。须知,马车和大车,正是从16世纪开始在城镇里逐渐普及了的。这部分原因是车轮制造技术进步,替代了老式的硬轮毂,改变了轮轴、轴辕、车轴各自分开制造的办法,还增添了第五个轮子,以操纵车辆的转向。
城镇引入轮式车辆起初是受到抵制的,正如三个世纪之后在城内兴建大街遭受抵制一样。原因很简单,中世纪的街道无论是规模或者延续性能方面,都不适宜车辆交通。詹姆斯·亨利·托马斯告诉我们,在英国曾经举行过强烈抗议,人们坚持认为,如果让酿酒厂的车辆驶过城市道路,这样的道路路面就很难保持经久不坏。在法国,议会央求国王在1563年禁止车辆在巴黎通行。18世纪再次通过了同样的动议。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社会的主流精神已经开始赞成、支持快速城市交通:加快交通速度、征服空间距离、热切地要求迅速抵达“某个地方”,凡此种种,就都成为权势欲望的具体表现。约翰·斯托(John Stow)说,当这样一种风气开始支配伦敦城的时候,“简直整个世界就好像在轮子上奔跑!”似乎是这样:这个时候,质量、速度以及时间这三项内容,已经成为社会机体做功的三大要件了,可见,牛顿运动三尺定大律不久之后的问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街上的直线交通运动,不仅仅产生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愉悦感。它能给城市带来新刺激,带来新的超常体验,这些体验只有过去骑马驰骋田野,或在森林里骑马打猎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视觉体验还能够增强城市的美学效果,当车辆快速驶过街道两旁整整齐齐的建筑物时,当建筑物檐板高度均匀,形成一条整齐的直线时,当这些线条都指向天际线上的同一个灭点,似乎车辆此时也在向这个灭点驶去。而你行走的时候,目光所及,各色景物琳琅满目,你看到环境的丰富性;而当你乘车时,当行进速度超过了步行,快速的运动促使周围所见到的景物不断快速重复,唯有这样才能使个体建筑物复原成原来形状,否则它一闪而过,你看不清楚。于是乎,原来静坐不动,或者随仪仗队行进中都感觉枯燥无味的景色,此刻与飞驰而过的马车构成互相陪衬的一景。
当我强调当时17世纪的社会对快速车辆交通迫切需求的同时,我并不想忽略比此时更早时期出现的另一种社会需求:这就是当时城市需要建设军用道路。恕我再次引用阿尔伯蒂的说法,他就把城市的主要道路与附属道路予以区分。前者他称之为——名称很重要——“军用道路”(viae militares);而且,他要求这种道路必须是笔直的。因为,凡是曾经带领过团队行经城市的不规则地区的人,都会体验到让队伍在弯弯曲曲的街巷内整齐前进有多困难,尤其是再加上街道本身就高低不平;这样,许多人就会脱离队列,整个队伍就无法保持队形。所以,为了保持游行时候的整齐队形和威武雄壮,就必须让军队的队列行进在广场上,或沿不间断的大道前行。
于是乎,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师们常牢记城市中军队的特殊需要。帕拉第奥(Palladio)就赞同阿尔伯蒂的观点,他同意沿直线规划城市道路,把道路建造得笔直而且很短,此外,他还赞同把道路加宽,以便在马车相会时不致互相影响。他还说,“如果城市道路建造得很宽,到处的宽度都一致,这样就便于使用。也就是说,道路任何地段都不会阻塞队伍正常行进。”这种宽度一致、规模浩大的大街,后来就成为新城市居住区的一大祸害,不仅如此,还极大地增加了建造成本,原因仅仅在于军事需要。
帕拉第奥对于新型军事大道还有进一步的界定,同样也很有意思:他指出,“军事大道与非军事大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事大道直接穿 过城市中心,而且能够形成不同城市之间的连接,同时,还能为城市所有通勤者和各种车辆的通行提供便利,当然,军队也可以行军。”可见,帕拉第奥的着眼点,是单纯讨论军事交通要道,因为非军事道路的建造和管理原则,也都要仿照军事大道的同样要求来办理。当然,两者越是相同一致,“也就越容易操控和管理。”考虑到军队对于统治阶级的重要作用,新城市规划中道路的设计建造占据如此重要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从阿尔伯蒂规划中道路布局突变,直至最终奥斯曼为巴黎设计的林荫大道,莫不如此。
士兵们整齐的队形,笔直的行列,其美学效果又被道路的笔直和整齐成倍增强了。严整的军阵,无疑为权力增添了张力。这样一支队伍 会让人感觉到,他们能够摧毁铜墙铁壁,所向披靡。这恰恰是士兵和君王想要制造的印象,也是他们想要向百姓灌输的信仰。这样一种印象很容易让百姓驯顺守法,不敢起来与当局较量,原因在于一旦真正较量起来,军队的结局很可能是最糟糕的。还有,在不规则、不整齐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大块鹅卵石,到处都有可以躲藏的角落,军队的火器无以施其技。手无寸铁而瞬间可以形成组织的民众,很可能会自发组织起来,拥有许多有利条件;而士兵们则无法对街道角落开枪,也无法躲避屋顶上烟囱后面密集飞来的砖头石块,军队的调度和部署都是需要相当大空间的。中世纪的巴黎街道,不是成为了城市自由民最后的据点之一了吗?拿破仑三世下令拓宽街道,打通死胡同,甚至拆光整个一个居住区,建造一条宽广的林荫大道,这是不足为奇的,原因在于这是防止民众从城市内部起义的最好自卫办法。如果强制和高压统治无法赢得民心,那就只好适当改造城市环境来严加防范了。
新型城市当中,更确切地说,在添加了许多正规新建筑物的旧城市中心区,建筑物构成了大街的基本走向和格局,而且,这些大街基本上就成为阅兵仪式的举办场地。喜欢观光的人可以聚集到这里来,或伫立在便道上,或者倚在窗前,来观看军队的集合整队、行进、操练,以及演习凯旋阅兵;人们观看这些表演,同时也被吓得不敢反抗。大街两旁的建筑物排列得整整齐齐,好像立定不动的士兵行列,士兵们组成的一个个方阵,沿着大街前进,整齐威武,这就成为一幢幢移动着的建筑物。观众们立定不动,社会生活就在他们眼前不断进行下去,无需获得他们同意和认可,也不需他们协助。观众可以尽情观看,但是如果想开口说话,或者想离开站立的地方,最好还是首先申请,获准之后再行动。
中世纪城镇里的居民们,无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在大街上,或者市场里,都是混挤在一起的,如同他们在教堂里一样。一些有钱人即使骑在马上,他也得耐心等待着前面荷担提篮的穷人,或者拄杖慢慢前行的盲人乞丐,都渐渐走过之后,自己才能通过。而如今呢,有了宽阔通衢的大道之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裂解开始在城市中定型:有钱人开车,穷人走路;有钱人在市中心的中轴路上隆隆驰骋,而穷人则在城市边缘地带,站立在路旁、排水沟边上,艰难行走。久而久之,在这路旁便为普通行人安排了人行便道(side—walk)。有钱人吹胡子瞪眼,穷人目瞪口呆:傲慢无礼的人靠欺压贫贱者养肥了自己。
从此,有钱有势阶层的终日炫耀展示,招摇过市,便成为巴洛克城市里每天上演的主戏: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时街巷里的市井生活,匆匆忙忙,光怪陆离,同时又费时费事;头顶竹筐走街串巷为肉店老板送货的小厮,出门随便遛大街闲逛的退休商人,衣着光鲜的主妇们,新奇物品漫天要价就地还价的日常交易,甚至还有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乌合之众,他们一副寒酸,露出难以掩饰的悲惨处境,令人联想起帝国时期罗马城里那些破落了的食客……
“小心马车!”18世纪的默西埃在《巴黎景色》一书中这样叫嚷着,“前面来的是穿黑外套的医生,他乘坐一辆马车,舞蹈大师乘坐在他的单马篷车里,斗剑大师乘坐在他的双驾马车里。六匹马后面驰骋的,是王公贵族的豪华马车。你看,他们都飞驰如风,好像奔驰在空旷的田野上……这些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的贵人们,飞奔的马车隆隆驶过石头路面,路面浸染着无辜牺牲者的鲜血。”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夸大了当时交通的危险:在法国,17世纪因马车伤害造成的每年死亡人数超过了紧接其后的火车伤亡人数。飞快的马车加快了生活节奏,这样的飞速城市交通,这样浮光掠影式的刺激和冒险,是独裁政治无情铁律为人生提供的一种心理上的糖衣苦药丸。在巴洛克都市里,你尽管可以说“马车行驶得很快,”但是正如人们对于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也曾经说过的话,“火车行驶得倒是还准时。”
这种专制统治制度中,只有一种人感觉很惬意:这就是富人。为了有钱人的享乐,就建造了宽阔的大街,铺装了光滑平坦的路面,他们的四轮马车上还加装了弹簧和减震垫,连士兵们的操演行军,也都是为了保卫这些富贵阶层。当时养一匹马,拥有一辆马车,就成为商业界或社会名流中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标志,而如果养了整整一马厩的马匹,那就毫无疑问是富豪之家了。18世纪的巴洛克城市里,那些宽广大街和广场背面一些不大显眼的角落里,悄然兴建了马厩,那里散发出阵阵的稻草香和马粪混杂的气息。假如黎明时分再也听不到雀鸟呜唱,那么在夜里,从敞开的后窗仍能听见名贵品种马匹无休止的舞步声;这些声响说明,这个马背上的阶层,已经掌控了当时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