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指出,中世纪城市已经被新型规划断送给了富人的城市交通。城市的基本单元,不再是邻里住区或小区;而是一个街道或街区。宽广均匀的大街,把喧闹的交通一直带进了原先十分幽静、自适的居住区。随之而来的,使商业活动的分布会跟随交通干道的走向继续延伸,而不再考虑居民点的分布和提供商品供应的便利;结果,原来居民可以在市场聚集和互相见面的便利也就不复存在。当然,在一些不太受巴洛克思维方式影响的城市,诸如伦敦,就不像欧洲许多首都城市,那里的居民仍然保留着在市场互相聚会的古老传统。在巴洛克的城市规划方案中,人们的居住空间居然是被当作城市功能的一种残余物来看待的,也就是说,要在大街规划完毕之后,看还能给住房和街区剩余出多少用地,地块的形状和大小,以及街区享有多大进深。
一方面轻视除交通以外的其他交通功能,另一方面,又过分重视几何图形,如:新弗罗伊登施塔特的广场,帕尔玛诺瓦九边形、放射形同心圆的街道,部分像星光形的卡尔斯鲁厄城(Karlsruhe)。这是什么意思?抽象的图形又规范了社会内容。城市社会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丧失了产生城市规划的能力:规划的职能毋宁说是在组织机构和制度中体现君主的旨意。当然,的确有少数规划属于例外。但是,天啊!它们一样也只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菲拉雷特(Filarete)理想的星形规划也是个例外,这个规划的中心是个长方形,大教堂和皇宫安排在长方形的两条短的边上,商人区和食品市场安排在长方形的两条长的边上。至于功能上,也仿效中世纪的城镇,16条放射出来的街道上每一条都有个副广场(secondary place),其中8个安排有教区教堂,另外8个留作专业商品市场,如木材市场、稻草市场、谷类市场、酒类市场。这样一种规划方式十分关心教区里的日常生活内容,如果说它的轮廓是巴洛克的,那么它的内容和精神仍然是中世纪的。不用说,菲拉雷特的理想城市根本从未建成过,这样的规划思想现在既无权威也无影响。君主和他的臣属们自有别的考虑。
让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观形式,这就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如果地形不规则,不管要耗费多大人力物力,一定要把土地搞得平平整整,以便能按照规划进行建设,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有调整而减少几英尺。交通和几何图形在与人类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总得到优先考虑。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按巴洛克规划进行建设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大多数新城市都选择平坦地方建设。有时候规划师确曾放弃了原先规划,如罗马规划中从人民广场放射出来的一条大街要穿过一座小山山腰,而这座小山的岩石实在太坚实,难以穿过(事实上,规划师在规划之前是否曾去现场查看过,很值得怀疑;在这种式样的规划中,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疏忽)。
佛朗西斯科·马蒂尼(Francesco Martini)确曾独创了应用球面几何学来修改他的理想规划,适应弯曲的山坡地面设计道路走向,减缓路面坡度。但是,即使是这种想利用三维空间的大胆尝试,要求设计师处理的曲面,也要比自然界里的实际曲面要规整得多。不仅如此,还有巴洛克城市规划方法无视具体的地形地貌特征,这就自然大大增加城市发展的成本:而且,随着城市里车辆增加,道路需要拓宽、延伸,以及路面需要铺装,这都会大大增加了市政支出。为此,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在1480年颁发了一些聪明的法令,开始向那些从加宽道路中获得了好处的住户征收附加税。不幸的是,这个好办法,像其他卓越的创新办法(如征用私人土地以拓宽街道等)一样,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没有被别的城市当局重视。
但这并不等于说,几何图形在规划中完全不能发挥有用的作用:事情正相反。像我们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屈从于纯粹变化无常的、毫无目的的“自由形式”,也许不久将不得不回来重新欣赏较为规矩的形式和约束,及其明白易懂的简单式样和合理的规约。几何在规划中的作用,是起到澄清和指导作用。像其他有用的抽象概念一样,它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必须依照具体情况而定,当后者走向逃脱生活规约的某些方面时,就应让位于特殊的需要。在一个迅速多变,传统习惯已经不能起到足够指导作用的时期,几何图形也许可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产生至少外形上的一致。不幸的是,巴洛克的规划师们,自以为他们的式样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不仅严密组织了空间,而且还想冻结时间。他们无情地拆除旧的,同时又顽固地拒绝新的,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式样外,他们对其他一切式样,一律予以排斥。
简而言之,巴洛克规划是一气呵成的。它必须一下笔就设计好,而且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像《天方夜谭》中的神怪一夜之间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一个规划,要求有一个建筑上的专制权威,并且专门为一个专制君主效劳;这个专制君主又能长命百岁,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们的设想。若想改变这种形式的规划以及介绍引进另一种形式的新风格,无异是破坏其美学的支柱。即使是巴洛克规划肤浅的内容,也必须用严格的行政管理法规才能保留下来。而哪里想要维持和保留这些东西,如巴黎,哪里也许就得在几个世代,甚至几个世纪里,表面上保持好这个式样。
17世纪对于外观整齐一致的那种感情,也许被笛卡儿总结得最好,他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还因为,他是个军人,同时又是个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儿说:我们可以看出,由一个设计师设计建成的大厦,比几个设计师共同设计建成的大厦,要优美漂亮得多,而且使用起来也要方便得多——所以同样,那些最早是小村子而后来逐渐发展扩大为大城市的古老城市,比起由一个专业设计师在空地上自由规划、整整齐齐新建起来的城市,常常要差得多。因此,从建筑物的个体美观上考虑,虽然老城市里几所建筑物可能与新建城市里几所建筑物一样美,或者超过后者,但是从整体上相比,可能看出,老城市里的这些建筑物,安排得很凌乱。这里一座大建筑,那里一所小房子,有时不分青红皂白,把许多不同的建筑物排列到一起,街道又歪歪斜斜,弯弯曲曲;所有这些,令人一看就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偶然机遇的产物,绝不是人类在理性指导下有意识的安排。虽然这样凌乱,不过过去还总是有官员在负责监督,让私人建筑物要为城市增光添彩。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容易理解:凭借他人的物力而要实现高度完美,那是多么困难呐。
两种思想体系,有机的与机械的,在这里成为最鲜明的对照。前者从总的情况出发,后者为了一个欺人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体系比生活本身还重要)而把生活中的许多事实简单化了。前者凭借他人的物力与他们共同合作,合作得很好,也许是指导他们,但首先是承认他们存在,了解他们的目的;而后者,巴洛克专制君主那一套,是坚持他的法律、他的制度、他的社会,由一位听他指挥的专业权威去贯彻它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于那些在巴洛克生活圈内的人来说,对朝廷大臣、财政家们来说,这种均匀整齐的式样在功效上是有机的,因为他代表了他们自己阶级创造的社会准则;但是,对在巴洛克生活圈外的人们来说,这是否定现实。
这种思想方法的最精华部分,巴洛克设计中最突出的象征,巴洛克规划中最能体现它的最脆弱而最富有创造性的象征物,是17世纪时布置的整齐的小花园或公园。这是把空间均匀整齐地组合成一幅几何图案,在这幅几何图案中,自然的生长繁荣只不过是次要的花纹:如此多的地毯、糊墙纸和顶棚装饰,用这许多非自然的材料,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修剪整齐的林荫小道,路上的树变成一道整齐的绿色的墙、修剪整齐的篱笆。总之,是为了图案的外观整齐,不惜把生物损坏变形——好像削足适履的能手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头脑中增添了普桑的想象力。
要了解巴洛克规划最终的局限性,除宫廷生活方式外,它一概不考虑其他任何生活方式。人们一定要问:它对城市的基层细胞究竟提供了些什么?在居民生活邻里中,它什么也没有提供。它的规划没有为当地市场和学校留出一块空地,它的大广场中的小公园,除了有权进入的人们外,也没有为邻里的儿童开辟出一处小小的游乐场所。至于城市一些公共事业机构,它们是附属于君主王宫的。而这种城市基层细胞的理论正好是帕拉第奥提出的:
现在回过来谈谈一些主要的广场,那些应当与庄严富丽的王宫相毗连的广场,或者与各国首脑聚会的场所相毗连的广场,现在的国家都是君主国或共和国。国库或公家储放金钱和珍贵物品的金库,应该靠近这些广场,还有监狱也应该在一起。监狱里的人古时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道德败坏的人或是不正派的人——我们把傻子和疯子划归到这样的一类了;另外一种是欠债的人;第三种是卖国贼或坏人。
王宫、国库、监狱、疯人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这四大建筑更能完全概括这新制度或更好地代表它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么?这四大建筑是占主要地位的。在它们之间是一片单调而毫无生机的机械重复的房屋立面,在这立面的后面,被遗忘、被抛弃的社会生活的那一部分,正不知怎样地在苟延残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