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以来持续、高发、频发、连片且越来越严重的雾霾，使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成为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连日漫天的雾霾，让中国社会自上而下感受到了一种无力的焦虑和无解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去消除。这种“雾锁霾困”之下的无力感使上上下下痛定思痛，高层重视、公众呼吁和随时可能再来的雾霾的倒逼下，各级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治理雾霾，有的着力治标，有的着力治本。

　　中国很多问题的“解”都是这么被现实“逼”出来的，看得见、躲不了、无人能幸免的雾霾迫使政府将“治霾”提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比如辽宁开出了“雾霾罚单”，对雾霾严重的城市开出罚单，以罚促改；北京将开展人工消减雾霾试验，用人工降雨等物理方法消雾。同时，专家也建言献策，提出发展核电可解决雾霾。

　　政府的这种重视是解决雾霾问题不可或缺的动力，但有时候“太重视”也容易引发新的问题，容易在长官意志和政绩驱动下变成一种大跃进运动，当权力意志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时，很容易“用力过猛”，“领导高度重视”的官僚机器一旦启动就容易停不住，反常识反理性地走向一种极端。都想毕其功于一役，都想在举国关注下通过“创造性的治理方式”秀一把，把治理雾霾当成了一种短期内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从而在“运动”中使治理雾霾成为“一阵风”。

　　治理雾霾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战役，不是一阵热情和一两个临时拍脑袋所形成的“点子”可以解决的。公众的批评非常尖锐，我们经常说在环境保护上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可一些地方甚至连“后治理”都没做到，而是“先污染不治理”，一任一任的把问题往后推。

　　治理雾霾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专家称中国雾霾高发可能还将持续一二十年，所以治理需要的不是短时的热情和运动式治理，而需要长效的制度安排；需要的不是一地局部治理，而是整体统筹。

　　个别地方已经露出了运动式执法、大跃进式治雾霾的苗头，急功近利反而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

　　治理雾霾需要持续的、制度化的“高度重视”，而不是运动化和大跃进，不是比拼谁做得更极端更彻底，更能在短时间中拿出“实绩”和吸引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