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特殊性”毋庸置疑。因为是首都，这里集中了中国的国家级党政机构，也聚拢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作为“特殊”的标志之一，北京还有全国最便宜的地铁票价：无论坐多远，一律2元。

　　近日北京市政府放出风来，将调整地铁票价，理由是地铁里太拥挤了，要用涨价的杠杆给地铁松绑，让地铁车厢里每平方米减少到5个人。

　　这个目标有一定真实性，但舆论还是哗然了。前两年北京市曾探讨环路等交通干线在拥堵高峰时收“交通拥堵费”，但舆论一骂，立刻缩了回去，北京的社会稳定和舆论和谐毕竟是“高于一切”的首选。

　　这几年对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过度集中优势资源的批评很多，似乎这种状况是行政权力一手操纵所致。然而事实是，这种集中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塑造，也有市场经济的反复推动。在市场时代，超大城市拥有了类似“万有引力”的神奇力量，它吸入的物质越多，整体吸引力就更大。

　　如今行政干预对于调控北京这样的城市，作用越来越有限。今天北京让人望而却步的门槛更多是雾霾，是大堵车和高房价。大城市的扩张看来的确是有边界的，北上广等逐渐露出它们作为超大城市的硬伤。

　　然而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涌入超大城市，甚至很多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年轻人愿意在这里漂着，做“蚁族”，期待时来运转。这部分人同时是超大城市里社会不满情绪的活跃表达人群。

　　地铁票涨价，大概只能算北京“正常化”最轻微的动作，但舆论已经难以承受。设想一下，如果把超大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全国“分流”，会有多少市场和非市场的力量进行抵制。

　　让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把上海交大搬到河南的驻马店或者安阳，行政上这件事做得了，但市场力量未必会买账。一个现成的例子摆在那里，西安交大就是从上海搬过去的，但就因为它从此在西安，逐渐在考生眼里成为与上海交大“不是一个档次”的学校。

　　在中国向超大城市移民将越来越难，老居民相对于新移民的优势并非只是户口。比如，假设北京、上海的所有常住人口子女都可以就地报考大学，那么两地的所有住房就会变成“大学区房”，房价就会涨得让外来人口更买不起、甚至租不起。

　　对于北上广等超大城市业已形成的福利格局，强行用减法搞拆除将面临巨大社会风险。民意永远都只看眼前利益，讲长远利益的大道理在舆论场上行不通。

　　只有真正把中小城市发展起来，才能解开中国超大城市的困局。中小城市建设可不光是盖楼修路，把它们搞成一个个都很漂亮的“超大楼盘”。最重要的是培育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或者说是软实力。要让那里有高收入的工作，有年轻人的前途，有各个城市自己的文化和名人，使得它们虽小，但却有面对超大城市的独特竞争力和骄傲。

　　比如义乌就是个迄今比较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路走了一半，它们面临自我巩固，而不被大城市吸引力冲垮的艰巨任务。

　　回到北京地铁票涨价的话题，它触动的不仅是地铁，也将影响地面公交，甚至对地铁沿线的房租和楼价产生微妙影响。然而众声喧哗中，还是喊声“政府想减少民众福利”最容易抢眼，也最容易获得掌声。现在的问题是，很难就一个公共话题在舆论场上做严肃认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