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继续受到社会关注。继井被封住后，王秀青搬进的废弃岗亭也遭遇拆除。（12月8日《新京报》）

    媒体的关注，是希望王秀青的边缘式生存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继而得到较为体面的救济。但，封井也好，拆除岗亭也罢，自始至终，有关部门的“改变”都是基于“怕影响不好”，而没有人想过，走上地面的他们将在何方度过寒冬长夜。

    如果在救助理念上，仍是将城市的形象秩序优化优先于城市边缘者生活的改造，那么，我们的救助或许注定与“生活”和“尊严”无关，能够成为井下之民已经是一种幸运。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王秀青得以谋生的擦车差事，也如其井下生活一样——城管一来，收入也就没了。这何尝不是一种荒诞的隐喻：工作也好，居所也罢，他们似乎注定只能是光鲜亮丽的城市背面不能见光的存在。

    该怎样去救助那些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居无所居者？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命题。包括救助的常态化、立体化——从就业到居住，等等。但是，在治理层面，先去正视那些作为城市阴暗面的存在，才是一切改变的起点。不管怎样，无关身份与地位，他们应该是城市的客观存在，而非挥之即去的伤疤。如果在管理者眼中，他们仅仅只是不该存在的“污点”，又谈何在治理上给予真正人性化的救助与扶持？

    委婉点说，封井式治理是治标；而实质上，那些被封住的井恰是城市人本观念缺失的现实印记。这种印记从桥下水泥锥，到驱逐流浪者，再到井下之家被封，随处可见。更可怕的是，如果围观不再起作用，甚至当由同情心和媒体责任感驱使的围观与报道，反而起到“反作用”，寒冬里的居无所居者又该到哪去寻找慰藉？

    王秀青11岁的小儿子说，“看到井盖时，就会想起来，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着的。”面对这位孩子的心声，管理者也应该有所启发，在寒冬来临前，还有多少人缺乏基本的避寒之所？管理者的目光能否看到那些未被阳光照射的“井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