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都公园北边，一处绿化带内分布的废弃地下管道成为了一些外地来京人员的住所。67岁的老人全友芝（音）称，住在地下管道已近20年，每天靠捡瓶子维持生活。这期间，还有其他人也将地下管道寻做住处，最多的时候曾有10人住在此地。“被封了，我就再找其他地方住。”全友芝老人说，她自己的规划就是，凑够钱，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北京青年报，12月6日）

　　住在不足3平米的废气热力井内，60多岁的拾荒老人，每天捡瓶子卖钱维持生活。这个“井下蜗居”人群甫一被媒体报道，就引起社会震惊。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本应该在家中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风烛残年的他们，不得不远离故乡，在冠盖轩冕如云的京华盛世中，蜗居在废弃的热力井底，延续着令人心惊的生活。

　　相比花甲老人蜗居井底这种令人忧伤的生存际遇，之前名噪一时的“蜗居”“蚁族”等群体的逼仄境遇算得上天堂了。媒体采访的一位老妇人，在井底蜗居已经20年，每天就是出去捡拾瓶子卖钱糊口。一个瓶子8分钱，每天捡瓶子能卖十来块钱，一个月挣三四百，除去吃饭花销，还能攒200左右——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毫无疑问，拾荒、流浪者是一个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居所定所、衣食无着，每天都要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巨大的生存压力，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拦路虎。这些拾荒、流浪者，以外来人员居多，他们自然无法得到当地社会保障政策的笼罩。饥一顿饱一顿的物质匮乏或许他们能够忍受，如果生病，他们该如何面对？在衣食尚忧的困窘下，他们自然只有忍受病痛的煎熬。

　　这些拾荒、流浪者，是城镇化飞速进展下乡村日渐凋零的见证者。城市拾荒流浪生涯虽然很艰苦，在他们眼中，比乡村生活好多了。“家里太穷，到北京捡瓶子一年还能赚几百块钱。”一位蜗居井底的拾荒老妇人介绍，大儿子打光棍，小儿子有俩儿子。孙子无钱上学，还是自己将买瓶子的900块钱给孙子上学。在这样的窘境煎熬下，蜗居井底、捡瓶子卖钱、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据报道，老人的心愿是“存够钱盖个小房子”，正如一首歌所道，“我想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对于蜗居井下的流浪者而言，“一个小小的家”同样是一个殷切而艰巨的梦。

　　蜗居井下的危险可想而知。热力井内高热高湿，不小心碰到阀门可能会致使管道泄漏导致烫伤，井下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同时那么大年纪每天要上井下井攀爬，也容易引发事故。或许考虑到这一点，城管曾封过井盖，近期公共部门又准备在井盖上安装铁质防护罩。这些举措虽然着眼于安全考量，但给人的感觉跟某地在高架桥下铺设水泥锥以赶走流浪人员的做法近似，采取的是冷冰冰的围堵、驱赶策略，未免有些粗暴、冷血。

　　“井下蜗居”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城市已经把乡村远远甩在身后。乡村对城市发展的无常付出，似乎没有换来对等的“反哺”。日渐繁华的都市，跟日渐凋零的乡村，代表着这个国家发展的两极。在不断撕扯的发展张力作用下，社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溃败状态。社会断裂、发展失衡、阶层固化等问题，正在不断酝酿着新的危机。这一切，无疑都在蚕食着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进入城市的拾荒、流浪者，是城市繁华和乡村凋零的直接见证者。

　　对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作为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城乡二元结构需要尽快尽早破除。农民群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应该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城市需要加大对乡村“反哺”的力度和效率，且须从思想上摒弃“恩赐”思维，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应该是雏鸦反哺式的报恩。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城市和乡村缺一不可。作为城市发展的资源储备库和后备基地，乡村支撑起了城市大厦发展的基石。没有乡村的城市发展会沦为“软脚虾”，缺乏乡村温润的城市只能是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综合体。面对那些蜗居井下的流浪人员，城市应该表现出应有的气度和涵养，给他们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窝”，让他们可以在乡村与城市的夹缝中生存。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不应该是他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