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造假文物毫无价值
北京 蒋 铎
大拆大建是顽疾,由此造成的人力物力巨大浪费无法估算,更令人痛心的是毁掉了大量真正有价值的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真文物一旦毁坏,就无法弥补,这对祖宗和后代都是一种犯罪。修造假文物的有一个失败一个:“再现清明上河图”的没有成功,外貌是明清式的,可这仿明清的房屋干什么用?也就是卖些土特产、服装鞋帽之类的,有个卖文房四宝的就算不错了;三国遗迹早无踪影,现在根据《三国演义》修的什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厅,不伦不类,看后令人啼笑皆非,无非是为了招揽游人,发旅游财。
圆明园问题就处理比较好。当年曾有专家振振有词,强烈主张恢复原样,再造“辉煌”,更多专家则坚决反对。圆明园是那段历史的见证,残破的圆明园承载着民族的耻辱,记录着掠夺者的野蛮和残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因为议论比较充分,结果理智占了上风,避免了又一轮灾难性的大兴土木。如果恢复原貌的主张得逞,结果真是不堪设想。
颐和园长廊的彩绘是文物。前些日子我看到两则报道:前一个说长廊的画多年没有重绘,损破相当严重,需要绘制,但绘制艺人后继无人;正当人们忧虑时,又见一则后续报道说,有关方面决定,长廊的画不搞整体重绘。这至少让人感到有关部门面对长廊文物级彩绘的冷静和敬重。有问题,有困难,吃不准,就暂时放一放,不要鲁莽行事。我们办事情十分需要这样的冷静。
但也有相反的例子。看报知道北京已决定重建天桥,还发布了图纸。我接触到的“老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大多摇头。明清时代,天桥一带水多,皇帝要祭天或神农氏,需经过一座桥。那时桥是必须的。现在天桥的遗迹已经消失殆尽,河的影子都没有,面目全非了。如果孤零零地修个水池子,然后上面修个桥,算什么?同样是不伦不类。
要避免大拆大建中的失误,就必须防止单凭长官意志办事,防止几个人脑子一热就拍板定案。决策一定要慎之又慎,事前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尤其要认真对待不同的意见。
古城复建背后的推手
河南信阳 陈 沉
古城复建最合适的缘由是保护文物古迹。但现实中,官员政绩与地方形象的追求,商人商机与利润的驱动,专家学者的呼吁与支持,这些因素相结合成为古城复建的推手,以致近年来古城复建一直高热不退。
古城复建果真能达到文物保护的目的吗?从科学角度而言,历史文物不可再生,古城复建最容易产生的两个后果是:一则违背“少干预或不干预”文物保护原则,对现存古迹造成破坏;二则制造假古董,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山寨”景观。
古城复建很难达到古迹保护的目的,能把现有的古迹保护好,对一些地方来说已经很难。所以,古城复建热肯定还有另外的缘由。
实际上,不论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政府的城市升级改造总是和房地产开发联系密切。相对于城市扩张而言,城市升级在土地问题上更容易解决,“我的地盘我做主”,古城复建背后往往是房地产开发的算计。
但古城复建需要巨额资金,财政资金无法满足建设需求,只有吸引房地产企业投资,而大量依靠银行信贷是开发商的基本手法。房地产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产业,投资到古城复建,缺少合理的风险释放和规避能力,一旦市场状况无法实现预期,企业的通常做法是“一走了之”,将风险留给社会,留给政府,留给市场。事实上,修复后的建筑无法收回投资或成半拉子工程的事例并不鲜见。
此外,“古城复建”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民意基础。无形的历史文化传承比有形的历史文物古迹保护更重要,“软件”没做好,盲目造“硬件”,建设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脱节,“古城复建”就会沦为搅乱百姓生活的瞎折腾。
请留些古老的“鸡笼鸟舍”
河北滦南 姜伯静
近年来,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消失了。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8.43%保存状况差,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面对城镇化浪潮和极度亢奋的城市建设决策者,我想说:现代高楼之下,请给我们留些古老的“鸡笼鸟舍”!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在进行城市建设时需要拆除数座古建筑。对此,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表示反对,与当时的一位北京市副市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说,一次会议上,这位副市长竟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宫门、牌楼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这番话气得梁思成先生当场痛哭失声。今天,这些残留在各地的价值珍贵的“鸡笼鸟舍”,命运依然堪忧。各种名目的城镇建设,使得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面目全非甚至毁于一旦。即便有复建的建筑,也是不伦不类,了无意义。难道,现代高楼之下真的就不能存有古老的“鸡笼鸟舍”吗?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据说,济南市政府将复建21年前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其导火索竟是“火车站设计者菲舍尔的孙女访华”。仔细想想,这个原因很滑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其实,古建筑保护并非是城市建设的拦路虎。今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原因很简单,无非是在经济利益、政绩的驱使下,该保的不保,该让的不让,该放的不放,只是一个“拆”字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