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从埃菲尔铁塔找到榜样，建起了东方明珠塔和气势不凡的浦东新区，可是法国人看到后却摇摇头：“这不是上海”。
    一场比大、比高、比阔、比国际范的城市模仿秀，让六百多座中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经久不衰的“脱亚入欧”的新城市运动。小城仿大城，大城仿省会，省会仿上海，上海仿纽约，大家都比比看谁更像别人，都以谁能拿到“东方XXX”的美称为荣。狂飚过去，新城崛起。我们发现，城市都长成一个模样，我们谁都像，唯独不像自己。

城市是我们地球人得意的作品，还是我们无奈的悲剧？
    几十年来，城市规划界和建筑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城市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有机生命体，还是人类主观意志强制而为的空间混合物？
    前一种命题似乎更符合宇宙大自然法则。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以经典标榜于世的多个城市样本，无不是人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人类刻意塑造的智慧结合体。无论是自周奠定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还是汉、唐长安城；无论是从元代刘秉忠主持规划的元大都，到发过奥斯曼规划的巴黎城，以及才二十多年历史就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由城市规划专家科斯塔、建筑师尼迈尔两个人手中诞生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都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每座城市都无一例外被打上了人造的痕迹，这是不争的事实。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城市和审美观城市。
    中国当下千城一面的标准化都市现状，亦是我们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要想颠覆这种巨大社会惯性的唯一可能就是新的生产方式驱动下新的城市功能变革。当城市个性成为一种经济动因，城市审美上升为消费驱动力，城市间必须以互为吸引作为市场条件，差异化为价值追求的时代才会到来，城市的表情就是创意表情，就是你我和所有人的表情。

城市美学是一项公共政策
    有人把我们越来越格式化的城市风貌、建筑风貌归结为功能至上的工具观、速度至上的发展观、权利审美的决策观、面子之上的政绩观，这不无道理。可是许多城市决策者和规划建筑师不一定这么看。现在的城市规划与建筑不也是层层投标、道道审核，甚至通过大众公示这样看似民主的决策程序么？殊不知艺术与民主既统一又对立，用公民投票决定属于专业与艺术领域的问题，既是对民主的滥用，也是对艺术的亵渎。
    城市美学既是一项公共政策，又是公民对于专业性决策的一种委托行为，这种委托权利一旦被错用、误用，委托人就成为公共决策的受害者。上个世纪早期美国作家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书中通陈的城市规划的功能区隔，那种宛如流水线里出来标准化城市思维，如今又一幕幕地轮番在中国城市重现。
    我们的城市规划也不是没有科学思维与科学的“专家”，而是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城市被某种强势的逻辑与思维绑架了。
    我们呼唤在这个意义的“民主”归位、“民本”为基、“民生”为要，给专家以决策话语权，给民意以畅通表达渠道。
 
“和而不同 世界大同” 我们求异生存的城市观
     “城市在前进，审美在倒退。”这是某专家对当下我们城市风格的无奈之语。
    “欧美发达国家：最宏伟的建筑是教堂，因为那里存放着他们的信仰——爱、自由、平等；
    日本：最奢华的建筑是学校，因为那里存放着他们的信仰——知识、技术、进取；
    中国：最宏伟的建筑是政府大楼、银行，因为那里存放着他们的信仰——金钱、权利、傲慢。”
    这是网友对时下建筑的评说。
    应该说，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建筑观；中国公共审美教育的缺位，决定了城市审美、环境审美、建筑审美的短视距行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如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需要几代人潜移默化的净化。
    把城市审美提高到城市战略这样一个高度，是因为它可以影响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市场价值，亦影响到城市人的福利。
    由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把西班牙一个叫毕尔巴鄂的小城由濒临破产转而成为欧洲知名的旅游胜地。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
    如果我们在制订匆匆忙忙的城市规划中，为每个发展空间都留上一些慢慢思考的机会，让每个城市都能够成功的“戏现”自己，那是中国城市之幸，城市人之幸。所以有人感叹道： 中国大部分城市浪费了制造世界建筑艺术百年一遇的良机！
    中国的下一个建设高峰——新型城镇化又要开锣了。我们第一轮城市化建设中的顽疾还未根治，是否这个“城市病”又要下乡了？是否又一场借城镇化之名的超级模仿秀又要开演了？
    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忧心忡忡地提示未来，那么没几年我们就会如丧考妣地痛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