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25家高端智库之一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

　　中国市长协会顾问、北京大学景观学院客座教授。

 　如何让历史建筑“活”起来？当下在老建筑改造利用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看待城市中的“乡愁”？近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李津逵对本刊一一进行了讨论。

　　历史建筑活化的几种方案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越来越多，产业日益升级，地价不断走高。但中国城市历史街区的建筑大多是平房，当然也有一些殖民地时代的老别墅、老洋房。这些老房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变为公有资产，分给了企事业单位和劳动人民居住，只收取很少租金。随着岁月流逝，这些房子大多年久失修，旧房变成了危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产权问题是造成这些房子从旧房变成危房的重要原因。

　　住户在在大杂院里生活很不方便。关心城市文化传统的人们希望房子原貌不被破坏。结果是原住户迁出，政府将老建筑收回。众多未评为文物但又有历史、有建筑审美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收回之后做什么呢?做博物馆吗?这是不得以为之的最后选择。一般的、并不具有重大历史信息的建筑还是应当“活化”利用。目前主要有几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政府主导，公共财政包办。比如天津市政府出资成立天津市海河风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把原意大利租界区中住户迁出去，修复建筑、改善环境、提升景观，打造成一个“意式风情街”。但是从改造到现在大约20年过去了，真正能活化利用起来做餐饮、酒店、咖啡馆的老别墅，不知有没有50％。

　　另一种是在政府支持下，由企业主动开展修复活化。比如，武汉市昙华林的翟雅阁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由一个企业联合体——武汉工程设计联盟，把翟雅阁这座百年建筑、现代中国最早的室内体育馆从使用者手中租过来，将其维修再进行活化，重新利用，改造成为一座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活化利用，一般都不会延续原来的使用功能，难于再现原有的生活气息。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原来10万人口城市中心区的一座小楼，变成了200万人口城市中心的一座公共地标性建筑，它是不可能再重新住人了，假如再让它作为住房的话，应该没有人能住得起。它从一个私密空间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用作商业、餐饮、休闲等功能依然可以延续建筑的文脉。在一个公共商业街区里面留出一块地方作为私密空间，不仅这座建筑的效应难以最大化，同时对整个街区也是一种伤害。

　　国际上老建筑活化的成功案例非常多。比如伦敦泰晤士河边的泰特艺术博物馆，当初就是一座建于1947年的发电厂，城市环境升级就停止发电了。然后泰特集团就把它变成了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项目活化，这样的项目在欧洲非常多。

　　香港也有一整套优秀历史建筑活化的程序。首先要有一个基金，把列入名录的优秀历史建筑发标出去，让有意向的机构使出活化方案来投标，有个委员会对申报项目做评估。方案要说明把建筑修复后用作什么，这个用途里面要有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拿出一定的时间空间向社会公众开放。然后委员会来评标，最后决定将这个建筑活化项目交给谁。

　　老建筑活化离不开社会建设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对于老建筑的改造面临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一方面，改造老建筑的技术难度大、资金投入多；另一方面也动辄挨骂，动力不足。

昙华林的翟雅阁博物馆

　　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要伴随历史建筑的活化同时进行社会建设。第一，要让公众参与。从整个老建筑的改造到活化使用，都应该调动起社会力量，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假如政府一家关起门来做，老百姓是不会买帐的。第二，一定要鼓励创新型研究。每一座建筑本身的条件、周围的环境、城市的历史都不一样，但很多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都按照规范程式做事，不敢而且也不愿意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他们就会按照一种统一的模式把这些极其富有个性的建筑搞坏。特别是，假如由一个建筑院统一设计，一家施工单位统一施工，最后就很可能把原本“四世同堂”的建筑变成了相貌一样的“同班同学”。

　　至于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大拆大建、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过度开发等问题，这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问题。单纯的经济取向，致使其倾向于把老城拆掉，然后建一座新城。在这个过程中间GDP上去了，基建规模也上去了，投资规模也上去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花钱的地方，滋生了一些贪污腐败。但是，假如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建筑应该保护起来加以活化，留给后人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出通知，专门针对于这种房子一拆了之的现象，之前全国政协也有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即有建筑的保护更新改造的座谈会，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硬性的、有约束性的法律制度出台，严格执法，加大违法成本。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最近几年，民间对于老建筑、对于历史文化的热情升温。比如，关于一些关于文物、文化的电影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有设计师把自己的工作叫做“我在东城修胡同”，这些专业人士很多都不是体制内的。一些体制内的大院大所，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因此做出的结果往往是拆掉，然后按照一个统一的、毫无可信度的模板复制，把城市的个性一一抹杀。

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泰特艺术博物馆由废弃的发电厂改造而成

　　仅仅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毕竟中国古代的城市并没有代表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城市文明，中国如果要完成城市化、现代化建设，需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我们的城市建筑，应该以西方现在已经完成了的、已经实践过的一整套理念、技术、工艺、材料和方法作为基本依据。把中国历史传统建筑中的智慧，注入现代建筑中，使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让年长的人感到亲切，感到有归属感、有依恋感，年轻人感到有时尚感、创意感。这就是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怎么才能留住城市的乡愁？坦白说，城市应该有乡愁吗？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应该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啊。有活力的城市，居民主体一定是移民。并且还不是以往那种工矿企业移民城市。比如包钢、攀枝花、鞍钢、大庆那样的城市。在那里，第一代是移民，第二代和第三代就变成原住民了。越是创新能力强的城市，移民的比例就会越高。

　　是不是在新兴的移民城市里就不保护历史文化建筑了呢？这完全是两回事，历史文化建筑照样需要保护。只不过，移民城市的胸怀会更开阔，她的市民会在共同爱护移民地的历史建筑中形成新的认同。他们保护的不是自己老家的建筑，而是大家来到的这座城市，例如深圳。深圳的历史，对于所有来深圳的移民来说更是需要尊重的，没有当年宝安县人民的牺牲奋争就没有大家闯深圳的可能。因此今天的深圳人热爱深圳一如自己所深爱的故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