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既给了他们参与市场的自由，也让他们独自承担价格浮动、工业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农户可以选择放弃传统的粮食而种植经济作物，但要独自面对来自污染的威胁。

　　以北京雾霾天为代表的城市环境污染，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些城市居民幻想“逃离城市”，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然而，中国农村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人类学家Bryan Tilt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上撰文指出，农民对工业污染有着惨痛体验，但由于污染源太多、环保局给不出明确的环境评估、无法证明污染物与疾病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农民对污染的理解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Tilt从2001年起在四川的富田镇做调查。当地的工业园区曾拥有三家污染企业：冶锌厂、焦化厂和洗煤厂。伴随这些企业的还有百名外来工人及其家属。污染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工业园区冒着高高的黑烟，洗煤厂染黑了河流，冶锌厂和焦化厂散出刺鼻气息。根据Tilt的测算，富田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国家标准的两倍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十倍。

　　让Tilt颇为叹服的是，当地农民有不少关于污染的知识，比如金属冶炼如何对土地造成污染、有毒物质如何进入食物链等。然而，村民的理解也存在种种缺失。首先，污染从哪里来？村民不确定最严重的污染源是什么。Tilt发现，邻近富田的乡镇还有不少化工和冶炼企业，而体量庞大的攀钢也在不远处。抛开工业，化验结果表明，当地的可吸入颗粒物不仅来自工业，也有农民自己焚烧木材等物质后的残渣。

　　其次，污染虽然无处不在，但无人能判定它到底多严重。且不说缺乏科学测量设备的村民，当地环保部门告诉Tilt，他们由于人力和技术的匮乏而疏于检测。一个环保局要应对120家企业，难怪工作人员力不从心。

　　再次，村民无法证实污染和疾病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医学研究需要在考察大量患者之后才得出因果结论，但当地村民所有的只是个人色彩浓厚的叙述：饭馆老板断定女儿的先天残疾与冶炼的污染有关；村民认为水井距离工厂太近而不敢使用新建的自来水系统。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考证太难，村民普遍表现出绝望。一位受访者告诉Tilt：普通老百姓做不了什么，忍了吧。

　　在考察了村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后，Tilt还提到了他们生存的政治经济背景：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既给了他们参与市场的自由，也让他们独自承担价格浮动、工业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农户可以选择放弃传统的粮食而种植经济作物，但要独自面对来自污染的威胁。不少受访者向Tilt表示过“需要靠自己”的信念。但是，如果“自己”过于弱小，那么“靠自己”与听天由命相差几何呢？

　　不仅是受到污染困扰的农民，污染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个体化”趋势的影响。改革赋予他们跋山涉水来打工的自由，而吃苦耐劳的态度使他们的收入高出当地农民不少。他们不担心甚至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危害健康。一位受访工人告诉Tilt，他的工作数年来没给身体带来一点毛病。Tilt认为，工人们也许是怕失去工作才产生对污染的容忍或麻痹，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并不属于当地的集体。他们仅仅在市场买卖环节与当地人发生接触，因此不会因为污染而感到道德上的亏欠。

　　即便改革让社会越来越“个体化”，而且加剧了农民相对于工业污染的脆弱状况，“集体行动”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抗争方式。在富田，尽管“忍”的态度大行其道，还是有一些村民自发组织联系四川电视台，使环保部门在媒体的压力下关停了污染企业。现在三家企业中的两所已经关闭，另一所转移到离富田不远的云南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