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1：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基层在社会建设方面有哪些现象值得关注？

    曾真：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基层行政管理越来越科层化、老百姓却越来越“原子化”。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农村的土地被城市逐渐蚕食，农民被动地成为了市民。为了管理的方便，有些地方的政府人为地按照城市的一套体系将原来一个个小单元的自然村、村民小组，合并为一个大社区。比如，广东就有一个这样的村，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镇级建制，镇下面那时管辖着4个行政村、41个自然村。现在，41个自然村被拼接为一个大社区，有1万多人的原住居民和1万多人的外来人口，就是说一个行政村管辖着近3万人口。农业时期的组织架构下，人们以自然村为单位，百 十号人口，村民间是熟人，干部与群众间情况熟悉，聊聊天做做工作，很多矛盾和问题就解决了；但现在是3万多人，指望人熟靠不住了，人与人之间“原子化”了，意见不易统一，进而问题累积，极易造成矛盾的升级。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河北一个工业区，征地中采用“土地银行”将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入股”，通过每年的“返本还息”给农民高于银行利息的稳定收入。这本来是一项有探索意义的征地制度改革，初衷是希望农民有长期收益和稳定的保障，同时可放缓开发区建设的资金压力。执行中由于其中的一个自然村不愿意把土地征地款放到土地银行，这个村得到了现金补偿，但由此却引发了其他已经办理土地银行入股的村子的农民“反水”，进而大都要求撤出入股资金。再加之一些社会人士的推波助澜，结果演变成了群体性上访，堵了县委大院。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人口严重倒挂的地方出现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冲突。由于方言不同、利益不对等，本地人外地人之间往往缺乏沟通，情绪隔离。在珠三角，有些地方甚至打出“XX地方的人从这里滚出去”的标语。我们在顺德某村调研时，听到本地青年说：“他们（指外来人）不是我们村的人，我们欢迎他们来住，但不和他们打交道。”外地人则说：“他们（指本地人）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他们的事、他们组织的社区活动，我们不会参加。”同一个空间的两个群体，如此隔离，和谐何谈？
    第四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劳资纠纷。以南海本田汽车变速箱工厂为例，有工人在辞工后发现原工厂的工人涨工资了，觉得心理不平衡，进而引发众人情绪的爆发，导致工人罢工。一个星期里工厂不能出货，造成市场供应受阻，劳资双方均受到较大影响。

提问2：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看，城市化水平处在30%—70%这一阶段，是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期。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正处于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真：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1%，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十分值得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从我们这些年接触的情况看，当前的社会大致表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表现为行政的科层化、村落原子化、民风趋利化，公共精神衰落，老百姓缺乏安全感。
     二是表现出党群关系僵化，民间对政府的信任感降低。政府说什么，老百姓都会打问号，不会一呼百应，统一的意见尤其难于形成。
     三是表现为集体的领导者、尤其是城市化地区的原住民集体组织的领导与群众之间互不信任。集体领导者的日子不好过，很难有所“作为”，还可能导致领导者“落马”。
    四是在珠三角这样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外来人和本地人“倒挂”，两者难以融合。“倒挂”的人口结构也使得政府管理若一味按照常规方式，小政府很难管好大社会。

提问3：和谐城市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建设的各个主体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身的作用？

     曾真：社会建设应是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出力的事情，都出力才能有所建树。我想重点谈谈四个主体的作用。
    第一个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这个主体显得很重要，它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要解决好城市化中原住民的基本保障问题。从基本面上来看，集体经济组织对城市化后的原住民群体的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称之为原住民的稳定器。比如，深圳有30万原住民，几百个原住民的股份公司，由于这些组织发挥了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深圳没有发生过因征地而引发的原住民群体性事件，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利用留用地这个集体资产，建设经营性物业出租，再用租金收入实现保障和向原住民分红。这样一来老百姓既有了基本的收入，社保医保等保障问题又有了着落。
    目前原住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意识也在不断进步，比如，在深圳有一个村我们跟踪了十来年，这个村注重对外来人口的服务，村对外来人口比较公平、比较开明、管理得好，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有活动空间、有安全感、参与村活动的热情也高，该村的房租价格比别的村高出10%，这是很实际的好处。集体股份公司事实上也起到了推动本地人与外地人融合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主体是党的基层组织。它在社会建设中完全可以发挥出核心凝聚力作用。在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办创新出片区党委这样一个“非标”组织，就是在原社区党组织的基础上，将社区组织与周边相关联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联动，社区、机关、学校、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都是片区党委的成员，成立片区党委。这样一来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大家的事情片区党委出面协调解决，单位之间的摩擦理顺了，片区停车难的问题解决了，环境质量改善了，社区的和谐度增加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新举措。另外，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关键在人。一个尽职的基层负责人和一个按级别按职位安排来的人相比，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基层组织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有改进空间，需要引起重视。
     第三个主体是民间的自治。如何激发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识，这是在当前阶段需要下大力气重塑的。在重庆巫溪县城，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老百姓将自家的垃圾倒入门前的河道，造成垃圾遍地河水污染，长此以往老百姓自己都觉得环境差得难以忍受，政府也觉得该整治了。这时有人提出了“自己的事自己干”。等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将河道的垃圾清理干净，政府才开始出面支持，结果老百姓的热情更高、更有成就感。怎样让百姓的事由百姓自己解决，让民间从“要我做”到“我要做”，值得政府思索，值得全社会探讨。
    第四个主体是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义工等，这个部分做得好，能更好的发挥粘合剂的作用。
    事实证明，只要是一个地方社会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的，这四个主体中总会有一个或几个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反，一个地方矛盾多、和谐少，往往是这四个主体的作用都很不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