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度雾霾笼罩的国庆长假后半段,极适合在家读读这本书——《第三次工业革命》。最起码,它能帮助人们驱散脑子里某些“雾霾”,更清晰、更紧迫地认识到,站在能源方式和发展模式十字路口的中国到底应做出何种抉择。

　　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胁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这些是愈发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描述,以指引我们进入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而“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存储(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

　　记者长期关注新能源汽车。客观评价,杰里米·里夫金对零排放交通方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扮演角色的推断具有革命性和前瞻性。作者并没有仅仅从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的意义展开论述,而是将其放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重要支柱中:“当我们把插电式汽车和氢燃料汽车看做潜在的发电厂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提供的分散式电能数量将是巨大的。一般电动车处于非行驶状态的时间大约是96%,这时,它可以接入交互式电网,为电网回输电能。”

　　客观评价,国内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存在“路线之争”。典型的错误是将帮助传统内燃机节能减排的一般混合动力技术与革命性的零排放汽车进行“替代比较”。其实二者都是利于节能减排的,但是在未来新能源革命这个更大的棋盘上扮演的角色却有天壤之别。对此,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制定部门应当始终有清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加速进行电动汽车推广,其战略意义绝不仅仅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石油依赖。

　　此外,认为中国目前以煤电为主,不适合发展电动车的观点更是一叶障目。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记者认为,在中国能源战略转型的步伐中,零排放汽车虽然位于下游,但却是重要的使用终端、存贮终端和转换终端,如果不进行前瞻性地战略抉择,在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性的能源转型和汽车产业转型中,我们极有可能错失良机。

　　《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让记者联想到2003年在中国出版的另一位美国作家莱斯特·R·布朗的《B模式》。从某种角度看,两本书可以产生某种灵魂上的共鸣:作者都站在人类文明和地球命运的宏观角度,对如何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各有偏重的模式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头脑中把一些碎片化的信息、现象,通过更宏观的视角拼成一副完整的蓝图。即使我们暂时无法百分之百地判断作者阐述的某些技术细节是否可行,但其指明的危机和突围方向却必须一试。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看看身边持续的重度雾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记者认为,身边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雾霾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急需转型的紧迫性。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头脑中,围绕GDP为中心的“雾霾”驱散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