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城市蓝皮书》。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仅40%左右。而在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1万元，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

　　展望

　　已进城农民

　　市民化指数仅40%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即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标志包括社会身份的转变、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服务全覆盖、经济生活条件改善、综合文化素质提高、广泛的社会认同等六个方面。

　　蓝皮书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综合指数仅40%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各个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均较大。

　　政治权利方面，在户籍制度约束下，农业转移人口在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机会很少；

　　公共服务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在子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险、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的比重较低；

　　经济生活方面，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支出等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文化素质方面，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相对较低。

　　2030年之前

　　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

　　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推进阶段，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202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

　　未来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现有常住在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也包括未来随着城镇化推进新增加的农业转移人口。前者为存量部分，后者为增量部分。

　　从存量来看，截止到2012年，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存量大约为1.9亿人。

　　从增量来看，2020年前全国城镇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将达到近1.1亿，2030年前将达到2亿以上。

　　把存量和增量加在一起，2020年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

　　人均公共成本13.1万元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一直被认为是阻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障碍。但近年来，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户籍门槛的影响已明显弱化，而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大量福利因素所构成的较高成本成为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又一重要门槛。

　　据测算，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要解决3.9亿人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1万亿元。

　　此外，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要自行承担的个人生活成本，经测算为全国平均每人1.8万元/年。除去少数被纳入廉租房、公租房体系的市民化人口外，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需要自行购买住房，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计算，需要集中支付一笔可观的购房成本，全国平均为10.1万元/人。

　　算账

　　13.1万×3.9亿

　　51万亿花在哪儿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成本是指为容纳新市民化人口，政府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所需增加的财政投入，主要包括城镇建设维护投入、公共服务管理投入、社会保障投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性住房投入等。

　　城镇建设维护

　　城镇在给排水、电力、燃气、道路、交通、环卫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维护方面所必须增加的资金投入。经计算，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年人均城镇建设维护成本为677元。

　　公共服务管理

　　城镇在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和进行城市日常管理方面所需增加的资金投入，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年人均公共服务管理成本为806元。

　　社会保障

　　一部分是个人支付成本，另一部分是公共支付成本，即为使新市民人口能够在城镇平等享有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政府财政所必须投入的资金。经测算，新市民人均社会保障成本为41356元。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一是因城乡义务教育支出差距，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相应增加。二是现有城镇需要新建中小学校的经费投入。经测算，全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人均义务教育成本为14180元。

　　保障性住房

　　指政府为把新市民化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所必须增加的资金投入。包括保障性房源的建设投入和政府为纳入廉租房体系的新市民所提供的补贴。全国农业转移人口人均住房保障成本为12011元。

　　分析

　　市民化

　　六大障碍

　　专家认为，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着成本障碍、制度障碍、能力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和承载力约束等六大障碍。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主要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到城镇定居生活并获得相应福利待遇和均等化公共服务等所需进行的各种经济投入。根据报告测算，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人支出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集中支付一笔购房成本。较高的市民化成本不仅给政府带来一定财政压力，更给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严重阻碍市民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方面。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障碍主要体现在受教育水平、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影响。

　　我国城乡割裂的文化，形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文化障碍。城乡文化差异往往使农民进城后产生不适应。导致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城镇居民对新进入者的社会排斥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另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面临着城市承载力约束的障碍。

　　现状

　　流动家庭

　　1/3孩子“留守”

　　从流入地角度看，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是人口流入最多的五个省（市）。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

　　从配偶随迁情况看，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已经显现。但子女随迁比例远低于配偶。在全部调查对象的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中，近1/3居住在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