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地方考察时，常遇见一幅“经济增长－生态恶化－环保政策滞后－政府埋单乏力－老百姓最终受罪”的生态恶化路线图。化解路线图不断恶化的疗方就需要资金，且需要重新合理地配置资金的流向，进而实现科学发展。这恰恰是金融学的范畴，也正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最缺的知识板块。

　　这种缺失大致表现为三种规律性的现象：

　　第一，经济越落后、越需要资金的地方，越倾向于被动的拨款投资。但事实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能借到、筹到、抵押到、募集到的，而这一切都可以有效地运用金融杠杆获得。后者未尝不是一种更主动的融资方式。

　　第二，经济越落后、越需要资金的地方，越倾向于由国家主导的银行系统完成投融资的进程。但事实是，民间资本非常活跃，只要政府做好依法监管的角色，做好相关金融制度安排，多渠道的资金运作更能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

　　第三，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越倾向于相信“环保是不可能获利的”、“要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污染”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各类环保基金早已证明，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能够并行不悖。

　　很明显，目前的症结源自于“小金融”逻辑：老百姓需要钱，环保需要投入，银行需要收回本金，这些钱都只能通过单一利润至上的规则，最终向生态环境索取。但为什么不站在“大金融”的国家层面呢？

　　能否通过制度安排，将财政政策、经济规划、利率调整、生态目标等措施都统合在服务地方发展的“大金融”战略上呢？再通过宏观审慎的原则，混合经营的手段，既引导多渠道的资金进入当地发展，又保证金融机构、农户收入、官员政绩、环境保护等双重利益，让增长与环保两不误。这种大金融战略，才能超越过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窠臼。

　　这恰恰是《大金融论纲》中所提及的原理，即金融必须综合宏观与微观，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国家在金融服务中必须导入财政、规划、货币等各种制度安排，不只是片面依靠“市场红利”，更要创造有助于各地科学发展的“制度红利”。

　　可惜的是，过去20多年，中国总有一种声音在鼓励金融改革朝“小金融”方向发展。发源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敲响了警钟：一旦金融脱离于实体经济的服务目标，游离于国家监管与资源配置之外，危机的爆发将在所难免，最终受害者定是普通老百姓。正如许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所暴露的教训，为牟利而非实体经济本身的金融服务，并不是很好的服务；仅着眼于利率、借贷层面的政策，并不一定是很好的金融政策。

　　各地决策者需要有信心并发挥聪明才智，通过制度安排合理配置资金，没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生钱；有钱时，合理的大金融制度安排能用好钱。当然，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念贯彻，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争取。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