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拥堵的杭州，治堵成了一个纠结的问题，《浙江省城市交通管理若干规定（草案）》第17条让大家看到了限牌的可能，就连杭州中考，也拿怎么治堵来考学生。

　　作为浙江的首堵，杭州要不要限牌，民意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从现实交通压力看，其实认可的人比否定的人要多，民众的担忧并不在要不要限上，而在怎么限上。近如上海，拍卖牌照，结果，铁牌日贵，成了一部分有钱人的游戏，远如北京，摇号限牌，钱是不用多交，可是命中率越来越低，民怨越来越多，杭州该怎么限，才能避免落入两头不讨好的尴尬之中。私家车限了，公车怎么限？新人限了老人怎么办？而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如何用制度来保证公平，不让限成为一部分人的乐土，而成为另一部分人的悲剧。

　　这也是最让民众担心的地方，限牌天生带着不公平的基因，一纸通知前后，天壤之别的政策，门外是大量的无车族，门里可能有些家庭有好几辆车，你又不可能让车多的让出来，那是别人的私产。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政策可以平衡这种不平等，比如，市政协就建议，杭州宜采用以户为单位限购的办法，从家庭购买第二辆车开始，累进征收高额上牌费用，甚至可以学习香港、新加坡的做法，费用超过车价，用征收的费用补贴公共交通。

　　对第二辆车征收高额的使用费，这符合多占用的多付费的公共资源利用原则，既保障了家庭正常的路权，也避免了个人权利被过分利用，但这里面仍然有个公平的问题，如果花钱能买来特权，那我想，一些人砸起钱来，眼都不会眨一下的。用征收的费用补贴公共交通，这可以解决一部分公平的问题，但是你又怎么让大家相信，这钱是用在了治堵上，而不是被一些利益部门浪费掉了？这就需要引入一个补偿的机制，这边多收了，那边就应该降下来，让老百姓看到多收的钱用在了哪里。

　　解决了增量的问题，存量问题又怎么解决？那些已经买了两辆车的家庭，遵照公平的原则是否也应该纳入征收范围之内？如果时间的先后却造成了福利的千差万别，那想让老百姓理解，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一项政策如何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这关系到政策本身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也是争取民众支持的必由之路。

　　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是一种利益的调整，调整不好就会伤民心，就会有人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