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而更平等

    对于一些没有住在工厂宿舍的外来打工者而言，上沙东村就是他们在大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邻近香港的繁华都市深圳，违章公寓楼群中穿插着犹如迷宫的小胡同。这样的违章楼房至少有200幢，很多都有10层高。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仅有一米左右，因此也被称为“握手楼”。顾名思义，住在相邻两栋楼的人打开窗户便可以握手。

    可以说，这些楼房是中国的“贫民窟”，也是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上的违章建筑。毫无疑问，这里的房租非常便宜。比如说，一间8平方米的公寓每月房租不足100美元。有分析指出，这些拥挤不堪的非法建筑的存在，代表着中国政府城镇化进程取得的成功，同时也反映了该进程的严重失败。相比之下，中国城镇化进程远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更加有条不紊。不过，这是用低成本换来的。大规模的外来打工者蜂拥而至，加入城市建设的大军，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出口商品。然而，城市给予他们的回报和欢迎却很少，只是把投资用于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住在“握手楼”里的外来打工者仍旧是“二等公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城镇医疗，也无法享受中学教育。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家随时都可能被拆迁。

    当下，中国政府新一届政府公开表示，必须做出改变。不过推行的难度未知。要知道，在这类改革中，绝大多数要么是代价昂贵，要么就是遭到强大利益的反对，或两者皆有。

    显然，中国政府将得到很多建议。关于中国应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提高城镇化质量，智囊团已经在微博和官方媒体上展开了一次激烈的公众讨论。有人提出，要尽快让新移民拥有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享有公共福利待遇。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应该先给予那些打算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土地流转权，以便为他们的城市新生活提供一定存款保障。还有一些人说，政府应当引进更多的私企和国外企业参与到国家控制行业的竞争中来。如医疗保健行业，这样就可以扩大城市医疗服务的范围，将新移民覆盖在内。但大多数人还是赞同“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成本，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来征税”这一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以上任何几种选择组合都可能会提高新移民的收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如此的改革将会刺激国内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现在城镇化改革已经到重要关口。中国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新移民和收入不平等问题根深蒂固，构成了这种现状的两大方面。只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户口）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问题，中国才能实现真的改变。

    谁来埋单？

    户口让一种僵化的种姓制度不朽。农民工的后代即便出生在城市，因为持有的是农村户口，也不得不继续父母二等公民的身份。许多城里人希望这个制度不变，以保护他们在就业、教育以及医疗方面的优先权。

    同时，地方政府也无力承担向农村移民提供公共服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志杰5月份曾估计，城市在2020年前需要投资50万亿元（8.2万亿美元）来吸收1亿移民，并向已经居住在城市的移民提供更多福利。上海学校的现状就反应了这个问题的严重。上海2010年高中入学生有12万人，这些人均持有上海户口。但是57万15-19岁的移民子女生活在上海却没有户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在本地上学。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征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做法也阻碍了社会的流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计算得出，2010年政府征用农村土地670万公顷（ 1650万亩） ，创20年来历史新高，而给农民的补偿只有20000亿元人民币（ 3260亿美元），远低于市价。

    另一方面，城市房价不断攀升超出新移民的购买能力。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励城市廉价房建设，但只有本地户口才有资格购买，所以根本上无法解决问题。

    这些歧视性政策仍在对新移民造成负面影响。中国有1.63万农民工离开家乡（另外9900人也被归为移民，尽管他们只是放弃务农，并未离开农村）。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新移民都选择与他人合租，2012年这一比例从16.7%上升至19.7%。同时，买房的新移民减少了，这一比例从2008年的0.9%下降至2012年的0.6%。

    一些学者说，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圳的握手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说，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允许城市郊区农民自建房并将其出租给新移民，然后地方政府通过征税和收费等方式获得资金，扩大公共服务范围。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中肯的建议，增加了保障性住房供给，并帮助更多移民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

    但是陶认为，这样做，地方政府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因为土地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将会争取拥有土地的控制权。同样，他还认为，其他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竭力反对。中国的新移民平等化道路将继续是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