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举行“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活动中宣布，故宫正式开始全面禁烟。发现员工吸烟必定重罚，游客吸烟将会进行劝阻，不听劝阻者将移送公安部门。单霁翔表示，故宫全面禁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阻力也很大。（5月19日《北京晨报》）

    不论是从“平安故宫”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立场来看，故宫全面禁烟都有着正当的理由。然而，一项新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可避免地会和舆情民意发生碰撞。故宫，600年没有禁过烟，全面禁烟既有来自外部游客的压力，也有来自内部的压力，吸烟的员工也不在少数。

    然而，在阻力面前，故宫并没有“服软”，而是显示出巨大的决心。一方面，一旦发现员工吸烟，将扣除全部门的防火奖金，并通报全院。另一方面，由于故宫没有执法权，将对吸烟游客进行劝阻；置若罔闻者，将被移交公安机关。由此观之，“无烟故宫”并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一个刚柔并济的社会规范。作为制度建设的新内容，“无烟故宫”如果在实践中得到切实履行，发挥好制度应有效力的话，必然能够实现禁烟的预设目标。

    作为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故宫也是标志性的公共空间。就此而言，建设“无烟故宫”既有利于实质性的文物保护，也是抽象的符号互动，向全社会和公众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呵护公共空间，尊重他人权利，既需要个体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也离不开制度建设的作用。一方面，我们要让那些已“有”的制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我们要让那些暂时还“无”的制度及时生产出来。

    这边厢，不吸烟者义愤填膺地批评；那边厢，吸烟者乐此不疲地行动。长期以来，在自愿还是强制的复杂关系中，在私人还是公共的模糊边界里，禁烟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这里面，固然有公众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认识不清、重视不高，也有禁烟约束力不足、惩罚力度不够的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公共空间的卫生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很容易遭遇“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烟故宫”既要靠制度建设，也离不开公众参与。吸烟者要增加公共意识，遵循故宫全面禁烟的社会规范；不吸烟者要增强维权意识，对吸烟者的违规行为进行提醒、敦促和监督。毕竟，在许多时候，权利是需要争取的，需要社会成员为之支付成本。每一个进入故宫的游客，既是“无烟故宫”的受益者，也是“无烟故宫”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美丽中国”的构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离不开每一个小我的亲力而为。这，既需要观念上的更新和重塑，也需要消费行为上的改变，还离不开社会责任的彰显。遇到丑的、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也有义务去纠偏、化解和避免。当“无烟故宫”越来越多，“美丽中国”才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