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农村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曾经制造了辉煌成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益成为了制约发展的桎梏,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再辅以工业化,规划已经渐具雏形,将成为推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载体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病
为什么新任领导集体如此看重新型城镇化?只有搞清楚城镇化对中国下一个3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重要战略意义,我们才能搞明白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会感慨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继往开来之“战略储备式”发展空间。这个结论有点夸张?那笔者就把自己的理解详细阐述一下。
30年改革始于农村,辉煌于城市化,疲态已现
谈及改革开放,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进而以星星之火掀起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燎原之势,以粮食生产为“标杆”的农民收入开始大幅增加,千年的温饱之梦就此开始逐步解决了,我们经常会将此归结为“生产关系的转变释放了劳动生产力”,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虽然有着一些持续的改革,但是农村的基本情况保持了30多年未有改变,除了个别地方受益于城市化而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对农村来说,最大的发展方式就是“种地”和充当“农民工”,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经过短暂时期的缩小后,呈现快速拉大的趋势。
反观城市,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固有体制和落后工业基础的制约,前期只能看着各种媒体充斥着“万元户”的报道,自己依然走在老路上,但是很快,改革的春风进城了,在引入外资和鼓励发展民营经济的推动下,本就有优势资源(政策、财政、交通等)的城市潜力被激活,尤其是经历了国企痛苦的转型期之后,中国驶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充当了“雇佣军”的角色,通俗一点讲就是提供“农民工”或者称之为“进城务工人员”。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暴露出来的城市病问题成了抑制中国保持增速的制约:大规模的候鸟式劳工迁徙造成儿童的留守和夫妻的分居,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而效率也在下降;高企的城市房价让“房奴”遍地,严重的抑制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急剧膨胀的城市导致空气、淡水、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城乡巨大差异导致资源进一步集中,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持续倾斜;城市成本的大幅上升,让中国经济“低廉劳动力价格”这一相对竞争优势正在慢慢消失……
随着城市发展遭遇“天花板”而显露出疲态,要实现“中国梦”,亟需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空间以打开下一个三十年的“增长窗口”。
短暂落伍的农村是问题更是机遇,保持高速不是梦
现在,中国已经找到了下一个增长的窗口:农村。笔者曾经在之前的博文《全国城镇化会议“难产” 审慎中蓄力新30年》中曾经提及过,农村是中国发展的“战略纵深”,只要我们能够拉动农村迎头赶上,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就能够做到当城市发展遭遇国际经验上所谓的“中产陷阱”之后,避免重蹈日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覆辙,从而踏上下一个腾飞的30年。
而现在农村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曾经制造了辉煌成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也成为了制约农村发展的桎梏,要打破这个制约因素,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再辅以工业化,农村腾飞的规划已经渐具雏形,成为了推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之所以说“农村好中国就好”,除了我们经常习惯性提及的中国拥有八亿(笔者注:目前实际上少于此数字)农民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之外,农村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如内需)将是巨大的:集约化是开展城镇化的基本理念,首先,土地集约化有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土地制约;其次,农业生产集约化能够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解放劳动力,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存续期,提升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再次,集约化居住让“下探式”产业转移成为可能,有利于承接城市结构转型过程中的转移的产业,实现就近设厂的目标,同时也减少了“务工候鸟”,提升了社会稳定因素;第四、集约化的生产和居住有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升公共服务的配套水平,如教育、医疗等,缩小城乡差距,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农村的吸引力,形成城乡平衡的良性基础;第五、集约化的社区在合理的半径内有了更多的人口,让服务业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符合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向,同时这也是扩大就业和内需的重要途径;最后,就是眼下大多数人都看到并关注的机会,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伴随的巨大投资和建设机会,而这对于缓解城市增长压力有着非常明确的拉动效应,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如果说城镇化的上述优势有点枯燥的话,那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的看到的一些现象,或许有利于理解:城市的楼房越来越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耕种、春运的抢车票战争、最美乡村教师医生们的遭遇和留守儿童的悲剧、农村串街走巷的小贩与遍及城市角落的超市,等等,都是与上述城镇化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一对应。
城镇化托起“中国梦”,步子可以大点再大点
笔者再博文《全国城镇化会议“难产” 审慎中蓄力新30年》也曾经提到过,虽然现在是理论和思想的准备阶段,谨慎的全面推进有利于降低政策的“试错”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坐等时机成熟。再联系到眼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和人口过于集中城市导致的房地产调控压力,加速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推行城镇化试点已经成为当下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需。
对此,我们可以在理论方面准备不成熟的情况下,先确立一定的“不可为”范围,如:不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属性、不强行推进拆迁等,并对所有试点的规划进行预审和做好进程监督,根据不同地域特点,如以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远离核心城市地区和城市郊区、资源丰富地区与匮乏地区等作为划分标准,在全国较大范围内设立有代表性的城镇化改革试点,提升样本覆盖率以应对城镇化缺乏实际经验的问题,在实际进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以实践经验加速理论的形成和推动思想的统一。
城镇化将注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只要遵守“发展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中国为自己挣得下一个30年的高速发展空间并非痴人说梦,就如我们在过去的30年取得难以令人置信的发展成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