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设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长远来看，将农民工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同时以住房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三农”问题，逐步将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市之中，应是大势所趋。在实践中，不妨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取消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进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

　　“去年夏天，我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都是让虫子闹的。”张良目前正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一处建筑工地做装修工作，“有个地方睡觉就行”似乎成了张良的口语。北京市月坛社区医院的体检医生向笔者透露说，从对部分农民工的查体和咨询来看，由于居住条件差，阴冷潮湿，农民工容易患上泌尿性疾病，而患病农民工接受正规治疗的寥寥无几。

　　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工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其生活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甚至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住房制度设计的缺陷，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没有被纳入城镇住房政策体系。虽然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尝试将保障性住房覆盖范围扩大至农民工，但在操作过程中农民工很难享受这一权益，往往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涵盖范围之外。据了解，大量的农民工“蜷居”在设施简陋、人员情况复杂的杂乱出租屋内，即使是由雇主租赁的所谓宿舍，也同样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而极度不安全。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出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提出了著名的“诺瑟姆曲线”，将城市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城市化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速度较慢，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市区出现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最后，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后，进入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进程趋缓甚至停滞。2012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到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未来10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300万－1600万，其中，农村转移人口1000万－1300万。从我国人口转变和发展的结果看，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依然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工市民化仍然是难以回避的难题。由于居住成本低廉、就业机会较多等因素，城市边缘地区成为农民工首选的寄居地区，也形成了城市的“隐患”地区，引发“贫民窟化”、“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滋生了各种犯罪和违法行为，从而危害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关注“三农”问题。当前，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设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长远来看，将农民工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同时以住房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三农”问题，逐步将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市之中，应是大势所趋。在实践中，不妨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取消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进而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