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制度实施十多年来，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屡屡成为撞击公众神经的剧痛。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各地都在尝试推行人性化的“城管新政”，最近报道的几件小事就颇有玩味：武汉城管在扣押小贩占道卖菠萝的小车时，小贩下跪求情，城管队员便与之对跪；同样是武汉城管，为取缔街头烧烤，为上缴炭烤炉的小贩补贴回家的路费；而常州一城管拍摄“陈欧体”宣传片来“为自己代言”，以化解市民对城管的误解。

    应该说，这些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在刚性的管理过程中注入了温情，增强了管理部门与市民的沟通。相对于以往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而言，它或许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小贩常演不衰的“猫鼠游戏”，但至少，它可以保证不会让这样的游戏演变成流血的暴力剧。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这样的柔性执法已成为各地城管部门的“共识”，各地都出台了严禁野蛮执法的规定，如北京规定不许强行暂扣物品，甘肃规定不许辱骂推搡执法对象。这些规定对约束城管暴力执法、改善城管形象应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许，凭借这股子“柔性”，我们可以期待城管变管理为服务、变暴力为温柔的华丽转身？

    恐怕不会这么乐观。对跪也罢，围观也罢，眼神也罢，赔钱也罢，细一琢磨，总觉得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透出一股子被迫“柔性”的委屈与无奈，以内在动机而论，恐怕对媒体曝光的惧怕远胜于内心深处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贩”的“人性化”尊重。虽然表面上多了温情，但深层次的矛盾和对立仍然明显，“柔性执法”能否长久和有效也值得怀疑。所谓的柔性执法，往往基于城管部门急于改变公众形象的功利目的，在实行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一种噱头。“美女城管执法”、“举牌卖萌执法”等即是例证。

    真正的人性化来自自觉的制度“柔性”。它首先体现关于城市管理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模式。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及其生存方式的选取，注定与地方行政权力对“秩序美学”的追求相冲突。服从于地方权力要求的这种相对行政权力集中的城市管理部门，不可能转变为一个公众“服务”机构。从基本理念上说，它对秩序的追求超过社会底层的生存需求，也体现了将流动人口视为城市“异己”的心态，其执法过程必然伴随相应的道德负荷。由此看，城市管理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发展水平。据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的描述，60年代的新加坡往往是数以千计的小贩在大街上售卖食物，“到处污秽不堪，但我们无法取缔这些非法小贩和霸王车司机，必须等到1971年以后，当我们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时，法律才得以执行，街道才得以整顿。”

    由此看，要真正改善城管工作更需要有管理价值人性化下的制度柔性，需要在执法思路、城市规划、法律设计等方面都体现出对底层民众生存关怀的人性化，如此，才可从根本上走出“城管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