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求人难”成为一些民众的真切感受，不难想见，农民工在社会潜规则面前会显得多少的无奈与纠结。如果在学历、资质、职称、考试的门槛之外，比拼的是历练与打拼、勤勉与机遇，而不是旁门邪道，那么，农民工的负面情绪就会“转正”。这正是制度所要积极应对的，也是明规则必须彰显的。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受访的近六成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超八成表示对未来有信心，而逾半数常有负面情绪。(3月24日《新京报》)
    自信丢失，自卑便接踵而至，占居上风，成了主导性情绪。由于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农民工孤独、寂寞、无聊等情  绪感受的人群超过50%。而频率为“几乎天天”有负面情绪的比例高达到12.7%，超过40%的农民工感觉到对生活、社会以及工作无能为力。农民工负面情绪是当下社会一种扭曲的表情，折射出这个群体“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不可小觑。
    目前，中国有2.6亿农民工，他们离别故乡追寻梦想，投奔到陌生的城镇辛勤劳作，他们的愿望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过上跟城镇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今年两会，农民工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热点。除了农民工“市民化”这一传统话题外，关注点延伸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新问题。
    两会期间，农民工代表朱雪芹在上海少年管教所了解到85%的孩子是农民工子女，建议“要预防农民工二代犯罪”。与父辈相比，农民工子女的“城市梦”更执著，漂泊感也更强烈，更容易产生偏激观念和过激行为。如果他们的父母充斥着负面情绪，其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不堪设想。
    农民工自我认格为底层群体，折射出更多的是身份转变、认同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民生诉求。上述调查中显示，去年农民工觉得自己基本上被城市接纳的比例达到了70%，而这一数据今年有所下降，仅为60.4%，年轻的朋友觉得被城市接纳的程度更低一点。
    这几年，有种现象值得关注。每到春节将至，随着大批外来务工者的返乡，新一轮的保姆荒、废品荒、用餐荒就在北京等大城市蔓延开来。一些早餐铺、废品回收点、维修店等歇业打烊，连找个吃早饭的地方都没有。往往这个时候，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意识到离开农民工，日子不好过。城市接纳农民工不能总在居住证上打转，不能坐等户籍改革来推进。
    城镇化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城镇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只有让全社会成员共享，才能兑现普惠全民的初衷。而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城镇化绕不开的话题，解决不好就是大麻烦。平等的教育、平等的医疗、平等的养老，归根结底，指向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当公平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幻影，农民工就会从“小鸟”的愤怒走向抑郁，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我们所处的社会也将充满不安。
    当“求人难”成为一些民众的真切感受，不难想见，农民工在社会潜规则面前会显得多少的无奈与纠结。如果在学历、资质、职称、考试的门槛之外，比拼的是历练与打拼、勤勉与机遇，而不是旁门邪道，那么，农民工的负面情绪就会“转正”。这正是制度所要积极应对的，也是明规则必须彰显的。
    当“自由迁徙”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新型城镇化”给中国农民带来更多美好的期待，当“城市梦”成农民工共同的中国梦，赋予农民工不受地域与户口限制、不受社会潜规则拦阻追求个人发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让更多的农民工重拾当初走南闯北的自信，不再在彷徨中失去方向感，泯灭了他们的创造性，制度倾斜的顶层设计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