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助学路步步艰辛，坤叔行善好事多磨，最大隐忧是其团队一直没有合法“名分”。今年8月，东莞助学达人坤叔为其助学团队申请登记注册，名为“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意即每个人拿出收入千分之一去助人)，但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认为“这个字号可能让公众误解为‘硬性摊派’、‘强迫捐款’”，不予批准。媒体报道后，省委书记汪洋批示称，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如今“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终于注册成功。

　　于一个公益组织而言，注册成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个人行善，可以依靠信念的坚持，但要将个体的善行转为一种组织的运作，如果缺乏合法名分，就时刻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经历了20多年的慈善助学之路，坤叔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团队，并力争取得合法名分，无非因为个人的力量有时而尽，而一个健康运行的团体和组织，却可以薪尽火传，将慈善理念传之久远，使弱小者永享社会之雨露。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景却一再遭遇了现实的阻遏。哪怕坤叔助学早已声名在外，但从2005年开始，坤叔助学团队的申请就始终不能获得批准；尽管今年8月，东莞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率先“松绑”，实行了公共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不用再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做“婆家”，然而一道厚壁还是牢牢挡住了“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争取合法化的道路。

　　管理部门对公益组织的严格要求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这种严苛同样施之于官方公益组织，我们相信中国慈善的公信力不会下降到今天这样惊人的地步。可事实是官方公益组织多是免于登记、疏于管理，而轮到民间公益组织，连求得一个合法身份都困难重重。回绝坤叔团队的申请，管理部门提出的诸如名称容易误解的理由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显示，一提“千分一”，公众思维就会向“硬性摊派”、“强迫捐款”靠拢。这种说辞的最大价值，是透露了当前一些管理部门对民间公益组织的一种无端的疑忌心理，而正如汪洋书记批示，“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的观念是有代表性的”。

　　汪洋书记为“已做慈善多年，有业绩可鉴”的坤叔的遭遇“愤愤不平”，感慨“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这样的喟叹建立在现实经验基础之上，引起公众之共鸣是必然的。从坤叔的遭遇中，人们极易举一反三、见微知著：坤叔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民间公益组织又会如何？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尚且如此，其他一些地方又会如何？民间公益组织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又会如何？

　　坤叔团队终于“转正”，其艰难历程正是民间公益组织乃至所有社会组织困局的一个缩影。这种困局所带来的行政权力独大、社会不发育的恶果，公众早已熟知，其危害性在近年来系列热点事件中尤有鲜明的呈现。就广东来说，对此显然不缺清醒认识，其提出的“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因为极具针对性一直备受好评。而在这样一条路径中，关于社会组织作用的评估应该是有共识的，即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得到生长和发育，仍然是行政权力包打天下，社会建设或许就有落空之虞。

　　遗憾的是，从坤叔的遭遇中可以看出，尽管不乏共识，尽管大家都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等口号耳熟能详，而一涉实务，就往往但求无过而不求有功。这种消极的态度实际也意味着封堵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任何可能性。

　　坤叔团队正名成功，得益于媒体更得益于领导批示，但是社会组织乃至社会本身的发育和完善，应该有一个制度性的空间。没有这样一个空间，其他社会组织未必会有坤叔一般幸运，而即使坤叔自己，因媒体介入和领导批示而成功登记后也在“担心注册后是否会得罪一些人，在以后的工作中是否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只有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空间建立之后，坤叔的类似担心才是毫无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