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师兄研究命相之学，前来请教的师妹和师姐络绎于途。她们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师兄的解脱之道完全一样，他教授的人生观，可以总结如下：人的生命正如一根蜡烛，只是一隅之明，种种不测却像四面有风阵阵吹来，随时可能将蜡烛吹灭；但正如你所见，烛火对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要想不被风吹灭，唯一的出路是时刻保持火力旺盛———让我们的情感、理智、能力和信心保持在最佳状态，一点不能有闪失。

    经历了躁动不安的80年代，在整个90年代里，师兄作为人民教师，始终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他想尽办法，一点点把自己从偏远山区调动到丘陵地带，并在世纪末调进县城附近的郊区中学。世纪之初，他作为老光棍考上研究生，完成了华丽的转变，后来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任教。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想象这条路的坎坷程度。因为脆弱，所以要时刻保持强大，师兄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人生观，从悲观主义上升到超人主义，才能有心灵鸡汤———说鸡血更贴切一点———的效果。

    但我觉得，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倒也不必去推演《易经》———更不要说什么面相手相之术了。我们都学过老舍的《骆驼祥子》，熟悉那种稍一懈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的境遇。我们还在中国的农村生活过，观察那里的经济状况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普遍的现实，除了彻底崩溃的时刻和随之而来的短暂的休养生息时期，农业经济始终保持着危如累卵的状态，如此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这种状况，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黄宗智教授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产量增加源于不断投入劳动力，而不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种增长不可能持久。师兄尽管不是农民，却受制于农村的生活，尤其在90年代初期，他的工资由乡政府发放的时候。只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状况不改变，不管师兄或骆驼祥子多么强调自己是超人，也有绷不住的一天。这不是虎妞使然，而是经济规律使然。

    经济学家看待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着眼于人口与产出的关系，术语称作“马尔萨斯陷阱”。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觉得，西方的崛起意味着制度终于调适到了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更少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17世纪的荷兰率先做到了这一点，随后是英国，它们凭借的是商业和工业革命，毫不奇怪，这两个国家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土地较多的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动力不足，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时间晚了两个世纪。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里，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在法国和西班牙逃离马尔萨斯陷阱之后又过了两个世纪，且承受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生育管制，中国才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照诺斯的说法，造成这种局面，人口本身不是问题，制度才是关键。

    我读到的第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是1938年写的，我读到的时候恰逢此书写成60年，看完后心情很黯然，觉得中国农民的生活和60年前毫无区别———也许更辛苦一点。后来湖北有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信里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农村景象，并且总结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如果和费孝通的著作做比较，这封信没什么学术价值，但很有道德感染力。从诺斯的角度看，中国农民的悲惨境地乃是制度使然；他们遭到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剥夺，但既不能逃进城市，也不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得到补偿，因为这个制度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还抑制创造性劳动。这不是改善官员的道德品质可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民的生活》其实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因此写这本书时他还很年轻。在该书结尾部分，费孝通表达了自己热切的感情，希望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以便造就一个统一的市场，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和工业部门，早日摆脱岌岌可危的贫困生活。这种感情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常见的。从好的方面说，他们在道德和情感上和农民联系得很紧密。从坏的方面说，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强大有力的政府会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危机，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缘木求鱼。

     如果官僚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国家就会变成农民的敌人，甚至是一切有志于改善个人生活的中国人———比如我的师兄———的敌人。整个90年代，有一个噩梦始终追随着师兄，那就是他随时可能重新沦为农民：一次婚姻、一次教学事故，都可能中止他。这种恐惧正是那套心灵鸡血命相学的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