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玲：

  我对永清经济开发区并不陌生，我曾多次去过那里，关于土地银行的事情也曾不止一次地了解过。我觉得，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应让农民下海，而应让农民上船，这是永清开发区在土地问题处理上最根本的原则，也是今天所讲内容的基点。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在城镇化过程中是考虑农民的利益和农民同步发展，还是以土地为对价与农民一刀两断。对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企业而言，选择后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投资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与农民纠缠不清。但是对于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政府而言，显然应该考虑前者，应该为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考虑，这是政府必须关注的内容。

  我曾在开发区工作过，处理过很多涉及到征地拆迁的问题，也可以举出很多农民不讲道理的案例，甚至有些还发生了恶性事件，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首先对农民而言，土地被征收利用，可以说是祖祖辈辈唯一的一次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其次是因为农民心里没底，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将无法生存。基于这两点原因，我们认为很多农民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

  永清经济开发区的做法好就好在从根本上长远地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对于处在北京周边的经济圈而言，这种做法是非常可取的，我十分赞同。这一做法有四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把本来由农民承包的分散的土地集中托管，有助于发展规划的实施。碎片式地掌握在农民手里的土地无法做整体规划，这一做法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二，可以调控，有助于体现公平的原则。比如男劳力和女劳力，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年轻人和老年人以及学生，都完全可以调控。第三，可以在土地还没有体现出价值的初期，就让农民拿到高于目前土地收益的预期价值，让农民提前享受福利。第四，随着土地价值的提升，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也在提升，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永清的方法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当然刚刚乔润令主任所讲到的那一点也十分重要，不同的地区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因为方式、方法并不是唯一的。但永清模式的确也有一定的风险，我觉得永清技术开发区从现在开始就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因为北京周边的土地不可能总是渐涨，也会有一些波动。怎样将这一方式做得更好，能够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滑坡的情况，做好当农民的预期与客观事实产生矛盾时的工作，使这件事情变得更可持续，是尤为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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