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人口红利，经济学术语，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不利影响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中国人口红利2012年出现拐点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员蔡昉曾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蔡昉认为，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改革开放释放了人口红利，重新配置了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放缓，2012年至2019年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降至6.96%。他建议中国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以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还有人口红利吗？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衰减，但未来中国经济仍在三个方面有人口相关红利。
  其一，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劳动力供给潜力有待继续挖掘。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有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改革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指出，一方面中国逐步放宽生育政策，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生育政策调整，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另一方面，稳妥推进延迟退休也成为延续红利的一项重要政策。李长安认为，中国60-64周岁的老年人力资源有近8000万，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人力资源挖掘出来，将有助于缓解社保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
  其二，劳动力的地域和产业转移会产生巨大红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此前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时，劳动生产率会相应提高，这也是人口红利相当重要的一个来源。
  他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0%左右，但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一般低于5%，换言之，未来中国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制造业还有巨大空间。此外，林毅夫指出，中国制造业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密集型，再进一步转到技术密集型，这个过程产生的附加值会不断提高，同样会产生红利。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未来应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让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更自由，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让劳动力向增加值更高的产业流动，如此可以使人口要素更好推动经济增长。
  其三，人口素质提高，将创造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虽然传统人口红利衰减，但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其关键就是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改善各个年龄段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并依托这个庞大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此番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来源：国是直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