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化委员会荣誉顾问樊纲出席并演讲。

　　樊纲称，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过去可以引进与模仿，但随着中兴、华为等事件的发生，中国必须尽快开始我们的自主创新的新阶段。他说，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体制改革的深化，继续开放发展的进程，继续学习引进，同时努力进入自主创新的过程。

　　樊纲还指出，产业持续创新的机制，最根本的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制度条件。

　　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具体来看，就是发展的难处，发展是多么困难的问题，另外，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市场的情况下，落后国家如何再发展的问题。

　　樊纲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发展，需要寻找相对优势，具体来看，有这三个方面：

　　一，要素的“比较优势”，因为穷而劳动成本比较低；

　　二，“后发优势”，因为落后，是后来者，知识成本较低，可以走捷径，可以享受到知识的“外溢效应”，研发成本、技术成本较低，制度移植。

　　三，“本土优势”，如果经济体较大，国内市场较大，本土文化、“本地关系”和本土市场，可以使最初时期的交易成本、营销成本较低。

　　樊纲解释，对中国来说，“中国40年高增长，也许前20年主要解释是比较优势，后20年只能用发挥了后发优势才能解释。”

　　“比较优势”只在发展初期起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替代比较优势，很难实现较长时间的持续发展，也无法解释现在出现的持续发展。“后发优势”更重要，“后发优势”的核心内容是“较低的学习成本”，是通过开放和学习、模仿，使知识和技术较快地增长，较快地接近“技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