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彬：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永清县原副县长

　　我1989年从农村走进大学，实现农转非，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11年前回到农村创办园区，而今又回到城市工作。前后在农村待了多年，所以，我对今天茶话的主题很感兴趣。我对城市的理解也很直接：为人民而生的城市越多越好，为县长、区长、镇长而立的城市越少越好。

　　从1983年到1997年，中国的县改市有400多个。很多官员热衷于将名片上的“县长”改为“市长”。凡是热衷于县改市的地方，一般都爱提“大xx战略”、“大xx规划”之类。但我们要深入思考这种“繁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县改市的各种好处究竟为谁而生？内驱力和出发点很重要。县改市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可以享受更高的行政待遇，可以把名片上的“县长”改为“市长”，可以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相应地也提高了当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为了阻止这种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1994年，国家全面停止撤县设市。此后，1997年，国务院最后一个批准湖北汉川由县改市。但如同施用除草剂一样：在除草的同时，把本应长出的其他植物也一起除去了：这种全面叫停的“一刀切”做法又扼杀了一些地方发展为城市的机会。

　　以河北廊坊的燕郊镇为例，作为一个建制镇，它承载和容纳了五六十万人口，在那里行使政府职能的只是一个享受副处级待遇的镇政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接触燕郊的时候，它人口不足10万，发展到现在五六十万人口，燕郊还是镇。配套的燕郊开发区，虽属省级开发区，但也只是正处级。现在，燕郊被指责为“脏乱差”、“睡城”、“传销城市”……指责有很多，指责和挑剔也很容易。解释问题不重要，如何赋予它相应的权力、解决自身的问题，为这个城市负责、为几十万人民负责，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像北京这种已经发展起来的、饱和的大城市，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疏解时，即使有了相配套的疏解权力，还是要以市场手段引导为主。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派执法部门把市场关闭，把人撵走，不做好对外衔接和让外地接纳的功课，这就像除草时不用除草剂，直接把地面硬化了。

　　北京的“城南计划”自2009年就开始实施，初衷是疏解北京的民生领域功能，但是8年来进展比较缓慢。作为北京的周边区域，诸如永清、固安、燕郊、香河，甚至保定……一直都有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愿望，但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像雄安新区一样幸运。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县城无条件、无资源，政府“难为无米之炊”。要承认，这些行政区域已经具备了区位基础，拥有了发展成为北京“卫星城”的机会，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时候，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应该扶上马、送一程，它们才能发展得更有生命力，既可为北京解忧，又能为当地百姓造福。

　　浩浩荡荡的农民大都想进城，一线城市进不去，会去二线，受阻之后还有三线可选，即使游击也要进城。中国的城市多了还是少了？城市为谁而生？这些问题，群众最终都会用脚去投票。对此，政府和官员受困于各种条件限制，任务重、压力大，但依然不能缺位，要加紧工作、履行职能，以便建设更多为人民而生的城市，满足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