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以北上广为代表的特大城市、省会城市深受城市病的困扰,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老龄化等。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给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管理和居民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
发达国家经历了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在各自城镇化发展历程中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纵观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城市与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缩小、政府调控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等,这些特征有利于卫生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合理化。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改变了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扩大了疾病传播范围,由此降低了居民健康状况、增加了卫生成本。WTO也指出,城镇化建设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会扩大因为空气、水污染等导致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后这一问题仍无法解决。
城镇化对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兹涅茨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初期,人均收入差距会迅速加大,经过较短时间稳定后,到后期会逐步缩小差距,呈现出“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曲线。国外学者Henderson在研究城镇化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发现,财政政策往往仅对一线城市具有较大倾向性,一线城市可以依据更大的财政自主权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但是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会因为财力不足导致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慢,其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亟待提高,这也是我国需要注意的地方。
英国城镇化是以乡村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乡村工业促进了农业与工业的分工,反过来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样的工业村庄不断演变为小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这样的发展过程,使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卫生服务支付能力差别减小,卫生资源随着城镇化发展同步扩大并均衡配置。
美国与英国城镇化的区别是,美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其城镇化建设非常注重规划问题,在交通建设和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上,都以市场为导向且按市场规律进行。
日本在城镇化建设中,早期注重城镇发展忽视乡村发展,致使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后来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与措施,加强乡村经济发展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效促进了卫生服务均等化。
快速城镇化对我国居民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一方面是大家看得见的——直接对人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下,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一定威胁,比如在城市里雾霾等空气污染威胁到人的健康。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到雾霾天,有些抵抗力低的人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发烧咳嗽等过敏症状,医院呼吸道门诊的病人明显增多。虽然我国对雾霾与健康关系研究起步晚、也缺乏系统性,但呼吸系统疾病的增加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也有报道称肺癌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
另一方面是看不见的——对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影响。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很多小孩和老人就留守了,原先完整的家庭变得分崩离析,打工人群、留守小孩、留守老人这三个群体都要在心理上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有个离别的画面一直印在笔者的脑海里:春节后父母又要离家返城了,车开走时,留守的小女孩哭着追赶汽车好几百米,而车内的人也在默默流泪。他们这一分别可能要等到明年春节才能再相见。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健康城市专委会专家顾问杨希忠认为,我国医疗资源更多集中在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居到城镇。一方面,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医疗卫生、生活环境、营养条件等因收入增加而得到了改善,预期寿命得到延长。另一方面,城镇化也可能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随着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急速上升,交通拥挤、能源过度利用都使得空气质量恶化,医疗资源的投入往往严重滞后,传染概率更高、传播范围更加广泛。杨希忠说:“雾霾就是空气污染程度一般会随城镇化水平升高而加剧的一种表现,而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影响严重滞后,医疗成本成倍增加。”他还认为,城镇化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高生活压力、快餐饮食和久坐等城市习惯都可能导致健康状况下降。
杨希忠对我国流动人口传染病管理的现状深表担忧,他说:“在艾滋病高发地区,年轻的病毒携带者由于认知低,身体症状表现不明显,不能及时采取治疗与预防措施,有的甚至为生计外出打工,去向不明,自觉不自觉地把传染源带进城市,危害巨大。”他建议,应加强对流动人口传染病的管理,特别是在城郊结合部的流动商贩应坚持体检,没有体检健康证的不得从事餐饮等职业。
我国许多学者对城镇化与医疗卫生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及城镇化三个因素对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老龄化最小,说明城镇化进程提高了医疗卫生费用支出。
《农民工孩子的生存空间》 摄影/文武
由于我国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进城后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跟上城镇化发展步伐,造成城镇化与卫生服务发展不协调。如不同部门在规划与建设上各自为政,造成卫生资源配置不平衡、利用效率不高、卫生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就卫生政策落实不到位而言,现行医疗卫生拨付机制与医保制度设计不符合实际情况,现行拨付机制是按户籍人口拨付,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后,拨付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整。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健康问题正在转型,高血糖、高血压、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迅速,正在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总患病率为5.14%-7.3%,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高达20.8%,据此推算,我国老年人群中有800余万痴呆患者,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约2500万人,痴呆及认知障碍相关疾病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老年人功能障碍、进入养老机构和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对痴呆和认知障碍进行正确的预防和干预是保障老年人群健康、家庭稳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健康城市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庄达集团董事长于贵红认为,我国人居环境、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大多数基础公共设施和建筑都是针对健康的、无残疾的群体,忽视了老年群体的要求。特别是我国农村老年宜居环境建设长期严重滞后于城镇发展。杨希忠表示,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老年病重在预防,应加强家庭护理、家庭看护和家庭医生等健康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医疗的作用。对于老年宜居环境的建设应着眼长远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整体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之中,在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资金、土地、管理等要素上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