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家”的顺德人

　　按经典的社会学观点，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人们从熟悉的环境到陌生的环境，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亲缘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移过程。

　　数千年来，从未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自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处在一种四海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之中。鸦片战争把中国拉进了欧洲中心的世界，这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现代化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同民族国家竞争冲突的春秋战国的世界。170年来中国人分享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带来的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但也被迫地从“天下一家”倒退到了世界范围的“春秋战国”。这就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大机缘：一旦中国实现了国强民富，就应当超越春秋战国的世界格局，为人类文明开辟一条新的出路。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中华文明未来引领世界的出路恰恰在于其倡导和宣扬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和谐共处的伦理价值。这背后其实是中国人对“家”一种更为普世和深刻的认知及感悟。

　　放眼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最恋家的恐怕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对家族、家庭观念的强烈认同使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得以不断继承延续。

　　尽管顺德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有些甚至已经在异国他乡扎根繁衍，但他们对家乡故土保持着特别的眷恋，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远走他乡的顺德人一开始总是处于当地社会的“边缘”，越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下，越能唤起海外顺德人对“家”的思念和期盼。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说，“华侨为什么爱国？因为孤独、因为委屈。”顺德人为什么爱家？因为家里最温暖。

　　唐宋以来，勤劳聪明的顺德人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围海造陆，平添出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一浩大工程的完成依赖于整个家族甚至几个家族的共同努力，因此，新辟土地中也就有大量的公共财产——族田。这使得当地家族获得了更加殷实持久的经济支持，也就能更好地履行针对家族成员的各种公共服务。尤其在过去现代公共教育还未普及的社会，私塾成为家族培养人才、传递文脉的重要场所，而家族经济的繁荣能够保证私塾为家族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顺德碧江村的一个私塾，从宋代到明清共培养出26个进士，杏坛镇则出过两个状元。

　　这种长期涵养出的耕读为本的乡村文化不断强化着顺德人对“家”的意识和认同，甚至成为顺德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进了顺德没一条好路”的自嘲相比，他们更在意的是“出了顺德没一顿好饭”的现实。从顺德走出的人，无论外出经商还是做官，最后大多会落叶归根，返回家乡居住生活。广州市前市长、顺德人黎子流曾有句街知巷闻的名言，“得就得，不得返顺德”，这确实道出了顺德人发自内心的一种真实想法。

　　城市化将传统的“大槐树、热炕头”的乡村社会打破，在大规模、高密度、异质化的陌生人群中重建一个城市社会。这种社会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顺德，在一个千百年来顾家、恋家的人群中，能否更多地保留一份家的温馨，令未来的城市中国除了拥有人类普适的城市文明之外，还拥有一份家园的依归与依恋，这值得我们期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把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视作一生一世的家园，这是农业文明时代乡土社会的特征。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供奉同共的祖先、讲着同样的方言，对彼此的脾气禀性了如指掌，比邻而居、守望相助，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拥有家园的认同与安全感。

　　与乡土社会成为对照的是大都市，今天中国城市中的居民，只要是进城已经两代以上，便很少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祖谱、很少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邻居。“城市是多元化的制造者”，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阿德纳·费林·韦伯说“城镇越大，道德的凝聚力越弱”。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总统在竞选演说中强调自己是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小城镇的原因吧。但是，韦伯又说：“文明的过程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因此，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地带的集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张，也是一定阶段里不可避免的历史大趋势。在顺德，作为商品经济的农业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工业化也已在140年前起步，改革开放后它又率先成为工业化先行区域。但其乡土气息、家园情结却依旧浓郁质朴，人民依旧古道热肠。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值得品味和珍视的文化特点呢？

　　低调务实可能是顺德人非常重要的性格品质之一，以至于当你刚开始关注顺德的时候，它已经以一个庞然大物的形式出现了。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阻隔，顺德始终处于王朝统治和经济辐射的边缘地带，但这却为本地的“自我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也为民间力量的成长壮大创造了一定条件和基础。长久以来，顺德人利用本地的水网、土质、气候等条件，因地制宜，创造了优秀的农耕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桑基鱼塘”农业耕作模式。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境内除少量山丘外，绝大部分为冲积土壤，富含各种有机物质，适宜农作物生长。这实际上为后来本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奠定了重要而殷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顺德人形成了内部强烈的认同和外部清晰的识别。这种乡土文化体现在官场上就是：你和我可能有矛盾，但是你我的爷爷辈可能是好朋友，何必斗个你死我活呢？体现在领导作风上，就是大家不称书记局长，可称“叔”称“伯”称“哥”。我们就听到有干部讲，当年“志哥”、“胜哥”有事没事经常来到你身边，最多带上个秘书，坐下来和你聊天儿，海阔天空、畅所欲言，长此以往，基层的情况清清楚楚。相反，如果是带上几个部门的头头儿，前呼后拥来开现场会，谁还敢说实话呢？所以家园之梦，也包括了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家园感、责任感、桑梓情怀

　　不可否认，北滘的城市化面临无法回避的体制门槛和文化门槛，但有时一件事情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顺德人家园感和桑梓情怀是比较深厚的。这使得他们做很多事情具有天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用投资主体、管理主体、生活主体进行大概分类的话，可以发现顺德与其它百强县之间的微妙差别。顺德的企业、基层干部、常住人口都以本地为主，人们之间有着更强的社会联系和更为密切的交往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更多的顾及和更为长远的考虑。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北滘就没有完全按照“大跃进”的方式展开，而是稳扎稳打，引进外来的专家高手，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制定较为稳妥的战术和策略。所谓磨刀不废砍柴功，当工作的内容和细节夯实以后，标题和形式也就更加真切和醒目。

　　行远根深顺德人

　　顺德人虽然创造了高度繁荣的农业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顺德的农业文明与北滘方的农耕文明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顺德的农业文明带有“海洋文明”的特质，顺德的农业不是简单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的农业。顺德人下地劳作自喻为“做生意”，顺德人跨越河流谓之“过海”。著名文化地理学者曾昭旋认为：“岭南向海，热带民风。”可见，虽然同为农业文明，但南北滘方在地理文化上的差别，往往孕育和形成不同的意识观念和生活方式。

　　有人说，欧洲的历史在城市，中国的历史在乡村，长久以来，顺德一直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社会，由此也产生了优秀的农耕文明，所谓“顺德的祠堂南海的庙”，可见顺德人对家庭（族）观念的重视和对桑梓情怀的强烈认同。坐落在北滘的碧江金楼集中了顺德优秀文化的特点，是顺德和北滘文化的集中代表。“视履考详”代表了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金楼代表了在乡居生活中求富、求贵继而求雅的精神品位；泥楼建筑显示出胸怀四海、根在桑梓、中西合璧的文化特征；私塾和26进士表现出耕读为本的优秀传统；“五砖墙”和“磨岩对缝”体现对传统精湛工艺的追求；乡规民约反映了民间自治的传统；碧江村保护金楼的功德表现出本地人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自信。

　　正是这种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使得北滘在探索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能够更加踏实和务实，在“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中的抉择，一方面受到区位、政策、行政体制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内部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坚守。虽然在2003年，“大佛山”战略的实施使得顺德出现被边缘化的现象，其城市化进程受到一定影响，但经过一段徘徊以后，大部制改革似乎又使顺德燃起了希望，北滘也逐渐认识到转型升级需要有力的抓手，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异质性群体的加入，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都市文明相互交融提升。

　　百年工业化之谜

　　顺德在百年前曾开中国工业化风气之先，但是百年之后又从一个农业县开始重走工业化的道路。为什么当年工业化的顺德没有留下一座多功能综合性的城市，使得工业化的成果付之东流？这是一个百年之谜。

　　过去三十年，顺德在某种程度上，其工业化的过程可以说仅仅是“重走”了19世纪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顺德的工业化道路已经开始。1873年，南海人陈启沅回国创办了一家机器缫丝厂，在简村和附近的吉水村一带招收男女工（以女工占大多数）数十人，亲授“仿西人缫丝之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1874年，薛广森在龙江镇开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

　　光绪初年，大良怡和昌机械缫丝厂雇佣女工多达600人。1889年，顺德拥有机械缫丝厂42家。此后顺德全境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发展为生产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的民族工业。19世纪末，机械缫丝厂上升到100家。至1921年，据民国农工商部统计，顺德产业工人6万人，比当时上海和天津总和多近万人。到1925年，顺德有大型机器缫丝厂达135间，占全省总数的80.8%；千人以上的丝厂整个广东有4家，容奇镇独占其三，成为全国第一个工业产品销售额超亿元的大镇。日本人的侵略打断了顺德工业化的进程，计划经济使之重回以农为主的道路，顺德最终还是缺少城市的发育，第一轮的工业化潮起潮落，没有留下城市的积淀。

　　百年之后，许多在工业化中起步晚于顺德的地方，已经成为魅力十足的城市：

　　1899建城的大连是东北滘首位沿海城市；1898开始做城市规划的哈尔滨现在是黑龙江省会；1890开埠的重庆今天是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1897年成为殖民地的青岛，1932年拥有工厂仅174家，工人仅3万多人，今天已是山东第一强市，中国滨海名城；就连地处内陆的蚌埠，1923年才自开商埠，也已从两千人小镇发展为今天的安徽省第二大城市。

　　顺德之所以没能在百年前完成城市化的进程，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如下：首先，从区位条件看，顺德地处岭南，南有香港北滘有广州两大城市，在两棵大树之下，顺德自然很难成材。其次，从市场环境看，珠三角的广州、佛山已经形成两大市场，广州是国货与洋货的交易，佛山是北滘货与南货的交易，在当时的背景下，顺德很难再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第三，当年繁荣的城市大多具有相对包容的商贸文化，比如运河沿岸的扬州、济宁、临清、聊城等，外省的山西人、安徽人、广东人可以到那里做生意，可以见到湖广会馆、山陕会馆。与这些地方相比，顺德的文化却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第四，顺德地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多数是由本地家族承担的，因此只在家族内积累和投资。而城市的基础建设需要超越家族的积累与投资才能实现。第五，顺德历史上没有纳入现代市制体系管理，始终是通过乡规民约自治管理的乡村社会。在这样一系列的因素作用下，顺德错过了上世纪那次城市化的机遇。所以百年之后，顺德不得不又一次站在城市化的起跑线上。

　　工业化的顺德为什么没有城市化？这里面一定有区位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有产业结构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农业文明、乡居文明过于优秀的地方，人们心中缺少一个城市之梦，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呢？百年之后，历史给了顺德又一次机会，顺德，能不能抓住这一次机会，将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一个近者悦、远者来的田园城市呢？

　　链接：顺德的第一次工业化

　　根据1921年民国农工商部的统计，当时全国“用原动力的工厂”共363家，其中广东136家、江苏（含上海）114家、京师6家、湖北滘9家。在广东的136家工厂中，顺德一县就占了86家（全部是机器缫丝厂），在其中工作的工人有几万人。那时候，顺德的产业工人多达6万人，比当时上海和天津产业工人的总和还要多近万人。截至1912年，广东成立了商会63个（其中包括广州、汕头两个商务总会），而顺德一县就占了3个（顺德县、龙江、陈村），全县入会商户4968户，比省城广州（3500户）还多。所以邱捷教授说，清末时期，顺德在近代工业企业家数、产业工人人数和商会会员人数三个方面，在全国县级行政区中大概会稳拿金牌。

　　根据海关统计，1902—1911年，广东直接输出的贸易总值共为白银441728700海关两，其中蚕丝出口总值共为225724715海关两，占广东直接出口总值的一半多，而广东出口的蚕丝有3/4是顺德出产的。此外，顺德每年至少还出口水结（丝屑）3万余担，价值400多万元，向国内外输出绢绸等丝织品价值1000万元以上。可以说，在清末，广东的近代工业产值和出口总值的大部分也是顺德一个县创造的。

　　据当时报纸报道及《顺德县续志》记载，在清末，顺德一县直接提供的税捐达200多万两，差不多占广东财政收入的1/10，广东的关税、厘金收入也与顺德的丝业密切相关。顺德毫无疑问是当时广东省乃至全国的“财政大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