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长沙县是国家深化改革的“实验室”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

　　我本人以及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团队对长沙县的确十分有感情，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长沙县。我们的研究团队持续地对长沙县进行了近十年的跟踪，从做研究的角度看，长沙县是供给方，我们是需求方，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正是长沙县持续、坚持的改革以及非常灵活的做法，才让我们收获了案例，因此我要感谢他们。

　　作为这本案例集的参与者，我想分别从改革的动力、改革的主体和改革的目标这三方面解读一下“改革就是创造”的主题。

　　为什么案例没有将着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而是侧重了改革，强调改革就是创造？这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改革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启动了所有制改革后，城市也随即进行了改革，就如深圳市老市委书记李灏所说，华为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华为，是因为1987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要在深圳市建立民办科技型股份制企业，这才有了华为成长的基础。这也说明，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从农村所有制改革到后来的城市所有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和重点其实都集中在县域这个既有城也有乡的地方。而在研究了城市之后，我们理应也要好好地研究农村，特别是农村与城市的统筹。这就是我们把整个案例研究定位在改革上，并将县域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强调改革就是创造的原因。

　　从改革的角度看，改革不一定非要区分城大城小，区分是省城还是县城，要区分的应是有作为还是不作为，这也是陶斯亮会长为长沙县、为杨懿文书记的作为“点赞”的原因，她是在为创造者、为改革者、为有为者“点赞”。因为如果不为，就无法拿出改革的红利来分享，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本案例集将长沙县的改革定义为是自加压力，其实并没有刻意的放大，因为自加压力不就是积极奋发、有为的改革者的姿态吗？在我看来，长沙县是把自己当成了国家深化改革的“实验室”，这一点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十分有意义。

　　当今，我们的改革尤其强调顶层设计，一个接一个的文件被不断下发，但如果改革没有自下而上，没有群众的实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长沙县的改革并不是文件要求下的改革，而是自下而上的实践，这些实践既包含了县委、县政府的主动有为，也包含了各村、镇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有为。这是改革的主体——群众的创造，是基层的实践，这比自上而下的改革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改革只有顶层而没有基层，那么改革就会停留在文件中，停留在“空转”阶段。

　　长沙县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理能力的提高。如果说改革是为改而改，那么改革就可能面目全非，但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高，那么改革就是一种进步。什么是治理？今天的治理与古代的“治”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以往我们讲“郡县治，天下安”，“治”就是稳定，而今天的“治”还隐含了政治、社会的制度变革，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虽然稳定、和谐很重要，但和谐不等于只有一个音符、一种做法。在我看来，长沙县的实践本身就为治理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选择，为一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这个治理很有意义。

　　长沙县的15个案例是一个县域改革提供给我们的最鲜活的思考。作为一个参与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把改革放在县域案例分析主题之上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