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很困惑，困惑于他所在的县要“撤县设区”。老农说，我们这个县有千年历史，为何要改？面积还是这么大，人口仍是这么多，经济总量等都没变，把“县”改成“区”字就能不一样？就能大发展？全县有100多个县直单位、1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委会，仅换公章、名牌就要花一大笔钱。比如一个镇的大门口党委、人大、政府、纪委的大牌子要换，镇里计生办、财政所、民政所、维稳办……这些“七所八站”都得换，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就为这区区一个“区”字就要如此折腾，劳民伤财。
　　
　　老农对我说，听说“撤县设区”要在北京排队审批，这要在北京排队的事就不是很容易，就要到北京跑关系，这跑可不是咱农民跑跑腿，是要真金实银去跑的。听一些老干部说，他们都不喜欢撤县设区，认为设区后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县是农业大县，离市区比较远，且工业化程度又不高，以后搞建设是“鞭长莫及”……在任干部大都不敢说，一些退休老干部去上访，市里就给县里施压，于是县里就派人做这些老干部的思想工作，还专门成立了综合协调组、人大、政协、宣传、社会稳定等七组，人大、政协两组着重在做好离退休老干部的工作，包片包人，不再出现老干部上访的事。
　　
　　“撤县设区”，这个连老农都看得出弊多利少的事，一些地方为何还要热衷于搞，无非为了城市扩张，贪大求全。其实，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型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这“撤县设区”劳民伤财不说，还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
　　
　　在中国，当一个地级市想把下边的县变成区，可以说大都会成功，尽管这个县的老百姓不愿意，但不愿意的没有发言权，有发言权的县领导得“无条件服从大局”，最多能说的是要求原有利益格局不变。也有的县不同意，通过组织程序向上反映，但往往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县变成了区。但也有的地方出现集体抗议后，却阻止了“撤县设区”的步伐。2013年5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撤县设区长兴不高兴》。2013年5月8日，浙江长兴因“撤县变区”酿就一场风波。面对汹涌民意，湖州市决定暂停“撤县设区”计划，并派出调研组进驻长兴倾听民意。报道说，为了说服长兴，湖州承诺“五不变”——名字不变、区域范围不变、财政体制不变、县级管理权限不变、县级管理体制不变。但该县部分领导干部仍站出来说“不”——两百多名老干部上书县委，县委四套班子全部反对。
　　
　　他们为何反对，显然是利益诉求，长兴县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兴作为浙江财政省直管县，财政80%留给自己，20%交给省里。变成区之后，一半要交给湖州。假设长兴2013财政收入70个亿，变成区，就有35亿要给湖州。”“变区之后，审批权、规划权被湖州拿走，长兴还怎么活？”长兴县招商局官员陈国庆对也不无担忧地说，一个大项目本来要投在长兴，但湖州可能会统一规划，放到其他区。企业家们更是坐立不安。“在县里办事，部门之间经常踢‘皮球’，变成区后，还要跑到30公里外的湖州，那就更难了。”长兴某镇一家热电材料厂老板忧心。当然，最为不满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有关“撤县变区”的讨论，迅速铺满“长兴吧”的首页并不断刷新。“优质资源一定向市区聚集。有一天你小孩要上学、看病，发现长兴好点的老师、医生都得跑到湖州了。”还有网友还想象：“日后大项目大投资都被湖州拿到市区发展，这会给长兴带来什么？基础建设萎缩，财政投入缩水，城市发展停滞，外来投资减少，人才大量流失，房价下跌……如此恶性循环。”(2013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比如我了解的几个“撤县设区”的县，与市距离较远，可以说市的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颇为不利。因为城市建设很难辐射到这较远的区，其城市建设就会日渐衰退，从而沦为城市的边缘，陷入“假性城市化”的陷阱。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农业大县也“撤县设区”，这是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一旦农业大县扎堆“撤县设区”势必影响粮食安全。撤县设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标志着将永远告别以农业为主的发展道路，而融入城市大都市，迈上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新台阶。这些农业大县本应以农业为主，确保粮食生产，但一旦改为区，工作重点转移后，就不再是以农业为主，而是以城市建设为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投入扩大，农业投入就减少，甚至很多时候出现农业、农村、农民补贴城市的现象，农业就可能基本被放弃了。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会蚕食耕地，还会使乡村进一步败落。由此，对于可能出现的“赤脚市民”群体要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谨慎对待，否则后患无穷。再说，国家对这些农业大县一直在大力扶植，撤县设区、设市工作重心转移后，投入的巨额资金会不会付诸东流?
　　
　　近年来，城市建设“贪大求全”之风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连一些地级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规划。中国城市建设无序发展，原因是没有控制好开发强度，没有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早在去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就表示，经过30年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由于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使得特大城市城市病，例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管理成本升高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部分发达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带、城市群，城市连绵区，以此来化解巨型城市病的经验是值得借鉴。徐匡迪还认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必须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发展中小城镇(2015年3月21日中国经济网)。
　　
　　由此可见，不能再任由“撤县设区”无序地开展下去，必须在倾听民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谨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