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实际是债务率持续快速上升，也就是投入-产出效率恶化。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并未实现，对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够尊重。

    看中国的效率、增长和债务问题，需要有空间思维。不管政府负债率，还是企业负债率，问题主要都出在中西部。这些地区的增长更依赖投资，投资回报却不高。城市化中土地扩张快于城市人口增长的问题也更为严重。大量已经建成或在建的工业园零散分布，甚至位于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缺乏规模经济，缺乏足够的投资项目。大量新城出现住房空置，成为“鬼城”，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巨大。很显然，工业园和新城投资回报都不高。

    实际上，过去十多年，人口流出地，特别是中小城市，被鼓励发展当地零散分布的工业园和新城的同时，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被抑制。
供给侧改革要让供给适应需求，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要让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实现匹配。出现上述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不匹配，是因为不理解也不尊重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用政策可以影响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

    因此，下阶段改革必须尊重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不同地区的债务率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对于东部，特别是大城市，要充分发挥规模经济，释放其增长潜力，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降低债务率，而对内地（中小城市），则主要采取破产、核销、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来降低债务率。对于事实上证明投资回报低下，无力偿还债务的地区，未来应严格限制发债。

    要尊重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要使中国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就必须要促进人口流动，让人们更自由地去追求更好的就业和收入。土地资源，主要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配置与人的流动方向要一致起来，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建设用地指标作为鼓励人口流出地发展的倾斜性政策手段，与人口流动方向来个反向操作。

    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不等于均匀发展。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应着眼于人均GDP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都市圈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平衡。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产业，应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提高人均GDP。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经济强，集聚有利于提高人均GDP。有些产业的产量受到核心投入品数量的局限，比如农业、旅游、资源产业的产出分别受到土地、风景、资源的数量制约，要提高人均GDP，必须减少人。在国家内部应统一市场，相互分工，各地形成基于本地优势的产业结构，共同富裕。在此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少数都市圈将持续成为人口流入地，而其他地方成为人口流出地，恰恰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过程。

    与此长期趋势相适应，供给侧改革要有空间思维，不同的地方应实施差别化的公共政策。在人口流入地，应通过投资、技术、管理来增加供给，而不应该通过控制人口来限制需求。在现阶段，中央政府应对其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而在人口流出地，应放弃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考核，加强对于当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减少对于偏离当地比较优势的无效产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