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两会议案提案中指出，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低，根源不只是在高考，而是教育配置差别大，贫困地区的学生，从小学就落在了别人后面，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他建议“中央财政应另设专项资金，直接补贴农村教师的工资”。
　　
　　近几年来，有关“名校中来自偏远地区学生比例偏低”的报道时常引发舆论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数据显示，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在2011年左右广受关注，就连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先生也说，“穷人的孩子上职校”。而社会上也流行着“寒门难出贵子”的言论，的确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而要缓解这种现象，单一的政策恐怕很难见效，必须进行通盘考虑。
　　
　　短期来看，“中央直补农村教师”政策，可以减少教师经费拨款中的分流与浪费，对于提高乡村教师待遇自然是一大利好，毕竟这一问题的源头在基础教育，而教师是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可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乡村基础教育面临着四大困境：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带来的家庭教育缺失；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导致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文化认同危机；学校教育教学方法和管理的滞后、优秀师资流失、学校课程内容和学业评价的城市价值取向。按照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文化障碍和经济障碍的双重作用，已成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阶层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在这种农村社会生态下，把提高农村教育的“药方”瞄向教师这一主体，显然只能“缓一时之痛”。
　　
　　其实，针对这种现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与“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类似的“政府专项”“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政策，从中国科学院评估组2015年底的评估情况来看，这些政策的确提高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比例，但在形成“长效机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可见，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要通过高考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体现社会公平，实现“寒门出贵子”的愿望，必须拿出“一揽子计划”，综合施治。
　　
　　一方面，要通过经济杠杆缩小城乡学校在教育资源投入上的差距，克服“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基础教育投入模式的弊端，实现农村学校软硬件办学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需重建乡村文化的价值次序，通过社区公共治理、乡村文化宣传等方式教育儿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减少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要通过榜样教育、社会舆论等措施引导农村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呼吁农村家庭教育的回归；最后，应实现“公平受教育”，在教材、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等方面体现城乡平等价值取向，以实现城乡学生在高考中的同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