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快报》报道,广东在今年元旦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在23日广东省政协分组讨论时,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陈元胜透露,预测与现行政策相比,2016年到2020年户籍人口每年多出生15万人至18万人,其中2018年可能多出生27万人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逐年递减,到2030年时,每年可能会多出生12万人至13万人。他略显担忧地说:“调查显示,现在80后、9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

　　这种看法,与此前官方的说法是一致的:我省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有所提高,但可以稳定在适度低生育水平。这里所指的“适度低生育水平”,无论是预测的2016年由1.61上升至2018年1.96,还是2019—2030年保持1.91—1.96窄幅波动,都仍低于公认的人口正常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化的现状来看,年轻人生育意愿不高,早已是事实。比如,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比2014年减少了32万人——“单独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虽然相关部门回应称,是受到了生肖偏好的影响。但即便有生肖偏好的影响,其效果也不容放大。有统计数据作支撑,从1992年中国年出生人口降到1875万之后,就一直没有超过1800万,尤其是最近十几年,始终在1500多万到1600多万徘徊,根本没有出现婴儿潮。而对应的生肖偏好的例子是,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按照传统习惯,有些人预料当年会出现一个小的出生高峰,但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635万,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出现了首次净减少。

　　所以说,“80后、9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其实是当前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发展最大的“基本面”,也是生育政策所最需要直面的人口发展形势。然而,社会生育观念的变迁,生育意愿的低下,有着诸多因素的形塑作用,不可能被“立竿见影”地改变。因此最切实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公共政策的优化去缓解人们的生育焦虑,甚至是直接鼓励生育,来逐步提升或稳住社会的生育率,以确保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此而言,在当下这样一种低生育率下,全面二孩政策如何实现预期的人口生育率的提升,在配套设施的完善上确实需要倾注更大的投入和公共安排。正如诸多人口学者所提醒的,全面二孩政策如果实施不到位,也有可能遇冷。

　　任何一项政策的严肃性,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其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回应能力。面对“单独二孩”的遇冷,和各方调查所显示的“并不强烈的生育意愿”,亟需剔除的一种思维误区是,将全面放开二孩视为“妥协”,甚至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就可“大功告成”,从而忽视提升社会生育意愿的复杂程度。立足于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就不应该自设前提和时间限定,而是要以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作唯一参照。

　　事实上,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时间跨度不到三年,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生育政策调整上的灵活姿态。但从现在种种情况来看,全面二孩启动,显然还非生育政策完善和优化的终点。而在其实施阶段,配套服务与改革也应迅速补上,比如计生服务如何更贴近和实在的降低人们的生育恐慌,包括生育妇女的权利保障,生育成本的合理分担,还包括社会抚养费的降低乃至取消等等。总之,提升社会的生育意愿,计生服务务必向鼓励生育转型。